此节为太阳病总纲，故但言脉浮，而不备言兼见之脉（兼见之脉，如中风脉浮而必兼缓，伤寒脉浮而必兼紧之类）。盖无论所受何等外邪，始病必在肌表，皆当见此浮脉。不惟合本篇太阳病言之，并赅“痉湿暍篇”太阳病之言也。外邪束于肌表，内部阳气被遏，则上冲头项，于是有头项强痛之证。皮毛肌腠之中，皆有未泄之汗液，从淋巴管输泄而出，医家谓之“太阳寒水”。邪犯肌表，必阻遏其外出之路，此水内停，即有恶寒之证。无论伤寒恶寒，中风亦有时恶寒，即温病之初起，亦必微恶寒也。
风为阳邪，当皮毛开泄之时，由毛孔内窜，着于肌肉，而腠理为之不开。肌腠皆孙络密布之区，营气所主，营血热度最高（华氏寒暑表九十五度），与风邪抵抗，易于发热，故始病即见发热。成无己以为风伤卫者，误也。热势张于内，毛孔不得复合，故汗出。汗方出，而外风又乘毛孔之虚，犯肌理而增寒，故恶风。气从内泄，毛孔不外闭，无两相抵拒之力，故脉缓。脾为统血之脏，风中于肌肉，则脾受之，故解肌之桂枝汤，用甘草、生姜、大枣以助脾阳，桂枝以宣阳气，芍药以泄营分，务使脾阳动于内，营郁发于外。血中凝沍之水液，得以分泌成汗，直透毛孔之外，内热既随汗泄，则毛孔闭而汗自止矣。服药后，啜热粥者，亦所以助脾阳也。
寒为阴邪，而其中人即病者，或由于暴受惊恐，心阳不振之时；或由向有痰湿之体；或由天时暴热，皮毛开泄之后，当风而卧，夜中露宿；或卫阳衰弱，寒夜卧起不定，寒因袭之。所以致病者不同，而病情则一。盖寒邪中人，皮毛先闭，汗液之未泄者，一时悉化寒水。肌理之营血，拼力抗拒，血热战胜，遂生表热。初病时，血热不达，或无表热，而要以恶寒为不易之标准。此证虽致鼻燥，眼中热，唇口焦，而恶寒不减，甚有当六月盛暑时，犹必覆以重衾，温以炭炉者，其体痛或如锥刺，或如身卧乱石中。予于春夏之交，盖屡见之，寒郁于外，阳气不得外泄，胆胃被劫而上冲，因病呕逆，间亦有不呕逆者。寒邪外逼，血热内亢，两相抵拒，故脉阴阳俱紧。寒伤皮毛，则肺受之，中医言“肺主皮毛”，西医谓“肺中一呼吸，毛孔亦—呼吸”，其理正相合也。故发表之麻黄汤，用麻黄、杏仁以开肺与皮毛之郁，桂枝以宣阳气，甘草以平呕逆，务使肺气张于内，皮毛张于外，阳气达于中，则皮里膜外之水气，因寒凝沍者，一时蒸迫成汗，而邪随汗解矣。
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三日少阳受之，四日太阴受之，五日少阴受之，六日厥阴受之。此本《内经》文字，仲师祖述《内经》，岂有推翻前人之理（《内经》原系汉人伪托，当在仲景之前）。故发端即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自来注家不知一日为一候，遂致相沿讹谬。高士宗明知二日未必遽传阳明，以为正气相传，不关病气。夫六经营卫，昼夜流通，岂有既病伤寒，一日专主一经之理？仲师恐人不明一日、二三日之义，后文即申之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此可见本节所谓一日，即后文所谓七日。伤寒发于太阳以七日为一候，犹黄疸病发于太阴，以六日为一候也。《诗·豳风·七月》篇详言农政，以三十日为一候，故冬十一月为一之日，十二月为二之日，正月为三之日，二月为四之日也。知一日、二日为一候、二候，则未满三日可汗而愈，既满三日可下而愈，可以释然无疑矣。此节凭脉辨证，知邪之传与不传。盖浮紧为伤寒正脉，静即不变动之谓，已满七日，而浮紧之脉绝无变动，便可知其为不传他经。此意惟包识生能言之，余之碌碌不足数也。至如太阳失表，胃中化燥，熏灼未泄之汗液，致湿痰留于胃之上口，胃底胆汁不能相容，则抗拒而欲吐。盖湿痰被胃热蕴蒸，若沸汤然，上溢而不能止也。胃中化热，阳热上攻，则苦躁烦，而脉亦为之数急，即此可决为邪传阳明。张隐庵乃谓：“太阳受邪，感少阴之气化者为传，殊失仲师本旨。”
《内经》一日、二日为一候、二候，前条既详言之矣。二候在七日以后，三候在十四日以后。盖伤寒以七日为一候也，惟传经初无定期。发于春夏之交，地中阳气大泄，人身之皮毛肌理易开，常有一二日即传阳明者。亦有冬令严寒，二十余日不传阳明者。仲师言其常，不言其变也。以传经常例言，八日后当传阳明，十五日后当传少阳，为冬令天地闭塞，人身阳气未外泄为汗，故为期较缓。若八日后，不见潮热渴饮、不恶寒但恶热、谵语、小便多、大便硬、阙上痛等症，即为不传阳明。十五日后，不见口苦咽干、目眩耳聋、吐黄色苦水，即为不传少阳。可见伤寒之经者，虽未经疗治，亦有七日自愈、十四日自愈之证也。若始病恶寒体痛，即投大剂麻黄汤，则一汗而病良已，宁复有传经之变证乎？
发端便称太阳病，是必有脉浮、头项强痛之见证，则温病不由少阴传出，确无可疑（按：温病之轻者，其始亦必恶寒，近世蜀医张子培著有《春温三字诀》，言恶寒之时，用麻绒二三钱于桑菊饮中，视原方尤妙）。所以发热而渴者，其人冬不藏精，当春气发生之时，内脏失其滋养也。所以不恶寒者，则以津液素亏，里气本燥，益以外感之温邪，而表里俱热也。此证正宜清营泄热，医者反发其汗，以致津液重伤，风乘毛孔之虚而倍益其燥，于是遍身灼热，一如炽炭之灼手，是为风温。脉左主营，而右主卫，左右俱浮，故曰阴阳俱浮。自汗者，表疏而阳热外泄也。身重者，脾精不濡肌肉，肌肉无气而不能转侧也。试观垂死之人，身重如石，此非肌肉无气之明证欤？脾阳受困，肢体无力，故多眠睡，且以风引于上，热痰上蒙清窍，不能受清阳之气，故白昼一如昏暮也。风着脑中咽中，痰涎被吸作声，故息必鼾。风痰阻塞咽喉，故语言难出。此风温挟痰之变，起于误汗者也。病温之人，精液本少，渴饮不恶寒，则有似阳明实症，若误认阳明而下以承气，势必因津液内亡而小便不利，目系不濡，因而直视。且始因误下而气并于肠，牵制膀胱气化，而小便不利，继则硝、黄药力一过，气脱于前，而为失溲，此风温化燥之变，起于攻下者也。但温病之始，必微恶寒，温病之成，汗多而渴，汗下虽误，然犹有说以处之也。至于烧针及隔姜而灸、隔蒜而灸，则庸妄之至矣。夫津液充足之人，遇火则汗出，故冬令围炉犹不免里衣沾渍，盛夏执爨，则更无论矣。若皮毛肌腠，绝无津液留遗，以火攻之，迫肌理血液外附皮毛而微见黄色。黄色者，津液不能作汗，而血色代见于外也。三阳之络，皆上于头，血受火灼，为炎上之势，所挟络脉之血，一时上冲于脑，时见牵掣指臂，瘛疭如惊痫状。若火从下熏，轻微之毛羽纸片，时上时下，而不能定，则必死无疑矣。或汗或下为一逆，被火为再逆。一逆则尚及救治，再逆则朝不保暮，此真越人所谓医杀之也。予谓此证初起，即宜人参白虎汤及竹叶石膏汤，使其热势渐杀，或当挽救一二。门人刘仲华治安徽林振羽病，亲见之，始由某医误汗误下，诸症皆备，刘用白虎汤加西洋参、生地、犀角，二剂后始有转机，十余日方见霍然。治法差谬，生死攸关，是不可以不慎也。又按：犀角、生地能清脑中上冲之热血。恽铁樵治王鹿萍子脑中热痛，用之奏效，亦其一证也。
发于阳者为中风，以风为阳邪故也。中风之证，发热有汗而恶风，然亦间有恶寒者，如太阳中风，啬啬恶寒，可证也。发于阴者为伤寒，以寒为阴邪故也。但本节“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则为传写差误，据后文“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十二日为两候，风家病愈在十二日，则发于阳者，当云六日愈。后文又云：“太阳病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伤寒以七日为一候，则发于阴者，当云七日愈。但阳病遇阴数而愈，阴病遇阳数而愈，亦属术家言，有时不甚可据，但存其说可也。
太阳伤寒以七日为一候，所谓“发于阴者，七日愈也”。盖风寒束于表，血热抗于里，始则无热恶寒，继则发热而仍恶寒，使正气足以胜邪，则当一候之期，汗出而头痛可愈。夫头之所以痛者，皮毛为表寒所闭，阳气不得外达，郁而上冒也。汗泄则表寒去而皮毛自开，至于表解汗泄，则气之上冒者平矣。设有未解，则七日之后，当传阳明，故曰作再经。言太阳一经病后更传一经，非谓六经传遍，复转太阳也。太阳当传阳明，故泻趺阳穴以泄其热，使阳明气衰而不复传，则病亦当愈。此真曲突徙薪之计，不似近世医家，俟治疗期至，然后治之，焦头烂额为上客也（足阳明为趺阳穴，在足背上小儿系鞋带处）。
人身卫气行于表，表虚则阳气不能卫外，因病伤寒。卫气昼行于阳，从已至未上。正日中阳盛，无病者进午餐之候，阳明正气当旺，此时卫气若强，便当一汗而解。盖病之将退，不惟专恃药力，亦赖天时之助也。《金匮》“痉湿暍篇”云：“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其汗，汗之病不愈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故不愈也。”由此观之，寒病不得天阳之助，庸有济乎！
风为阳邪，故风家之向愈，以六日为候，就阴数也。风家表解，谓解肌发汗之后；不了了者，或头尚微痛，或咳吐风痰。仲师不出方治，但云“十二日愈”，不欲以药味伤正气也。如必欲服药，可于陆九芝《不谢方》中求之。
伤寒之为病，外虽壮热，往往拥被而卧，虽在盛暑，衣必装棉，并欲向火，兼有目珠火热，鼻中燥，唇口疮发者，要以背如冷水烧灌，为病之真相，甚者如卧井水中，但胸腹之间，绝无患苦。此即病未入里之验，所谓“标热本寒”也。此时用麻黄汤原方，当可一汗而愈，惟麻黄剂量，万不可轻，轻则无济（余常以二三钱为标准，重症或用至五六钱，章成之亦能用之。世言麻黄发汗能亡阳，予治病多年未见有亡阳者。时医但用二三分，又加蜜炙，故无济）。设汗后胃中略燥，可用调胃承气以和之，得下便无余事矣。若温热之为病，外虽微寒，往往当风而坐，虽在冬令，犹欲去衣，甚至饮冰盥凉，犹言畏热，此证有实热为湿痰所遏，不得外出。而手足厥逆者，有津液素亏而尺中脉微者，要以渴欲冷饮为病之真相。实热内伏者，宜大承气汤，即“厥阴篇”厥者当下之例也。阴亏阳陷者，宜人参白虎汤，加凉营解渴之品，如麦冬、生地、玉竹、瓜蒌根之类，皆可应手奏效。一或错误，杀人俄顷，学者慎之（此条骨髓但作在里解，若以为肾主骨，而误认为热在少阴，则误矣）。
桂枝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劈）。
上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中风发于阳，故卫阳外浮。风着肌理之孙络，闭其外出之路，故营阴内弱。发热恶风暨恶寒并见者，上文所谓“发热恶寒，发于阳者”是也。风袭肺窍，鼻中有清涕而气不通，故鼻鸣；风沍肌腠，脾阳内停，水湿不能作汗外达，故胃气不和而干呕。桂枝汤方用桂枝以通肌理达四肢，芍药以泄孙络，生姜、甘草、大枣以助脾阳。又恐脾阳之不动也，更饮热粥以助之，而营阴之弱者振矣。营阴之弱者振，然后汗液由脾而泄于肌腠者，乃能直出皮毛与卫气相接，卫始无独强之弊，所谓“阴阳和而自愈”者也。
邪搏于外，正气不得外泄，则上冲于头，故无论伤寒中风，皆有头痛之症。两太阳穴（在目外眦旁）最为空虚，故上冲之气，此最先受。初病便发热者，为其发于阳也。当皮毛开泄之时，风袭汗孔之虚，内搏肌腠，肌腠为孙络聚集之区（草书“丝”字形于孙，故《内经》俱作孙络，即今西医所谓“微丝血管”），营气居之，营气随受随抗，故一病即见发热。皮毛本开，故汗自出。风从汗孔入犯肌肉，故恶风。所以用桂枝汤者，取其辛甘发散，但令脾阳内动，营气自能作汗，从肌理泄出皮毛，然后肌表通彻，风邪即从汗解矣。无如近世庸工，谬以芍药为酸寒，又不知姜、枣、甘草为扶脾主药，桂枝、甘草所用不过三五分，生姜不过三片，红枣不过三枚，桂枝汤乃无复愈疾之功，可笑亦可叹也。
桂枝加葛根汤方
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葛根四两。
上六味，以水七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须啜粥，余如桂枝将息及禁忌法。
太阳经脉，出脑下项，挟脊抵腰中。寒邪随经下陷，则项背强
（鸟之短羽貌，犹诗所谓“不能奋飞”也）。邪阻太阳经脉，至于拘紧不解，坐卧行起，无不牵掣，一似寒邪伤于表分，经脉被束而不舒。然果系寒郁于表，即不当见汗出恶风之中风证，今乃反见汗出恶风，则其为桂枝证无疑。但病邪既陷太阳经输，固当加葛根以提而出之。其不用葛根汤者，有汗则皮毛本开，不必再用麻黄也。
太阳之病，本无当下之理，一经误下，则变证百出。魄汗未尽，挟表寒内陷，则利遂不止而病寒湿，此宜用四逆、理中者也。挟标阳内陷，则转为协热利，此宜用大承气者也。若标阳并寒水，因误下而停蓄膈上，则为大小结胸，此宜大陷胸汤、小陷胸汤者也。若表寒因之而留滞心下，则结而成痞，此宜用泻心汤者也。又其甚者，寒湿太重，一下而成无阳之脏结，是又在不可攻之例矣。是故一经下陷，而气不还者，则气不上冲；下陷而有所留滞，则气亦不上冲，所以不得与桂枝汤者，为其已成坏病也。惟其虽经误下而气仍欲出表，不甚则为微喘，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主之；甚则利不止而脉促，葛根汤主之。要其为气上冲则一也。盖仲师虽言可与桂枝汤，一于本方加厚朴、杏仁，一于本方加麻黄、葛根，固未尝不可随证变通耳。
太阳病，汗、吐、下、温针，病仍不解，仲师但言“桂枝不中与”，又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然未尝标明何证何方，令人无从揣测，此当研求而得其大要，以为临证标准。假如发汗、温针亡阳，则有脉微、身寒之变，宜桂枝加附子汤。吐伤中气，气逆脉促者，宜生姜半夏汤。下之而寒水下陷，利遂不止，脉濡滑者，宜四逆、理中辈。汗、吐、下、温针之后，阳明生燥，脉洪渴饮者，宜人参白虎汤。发汗烧针，阳浮于外，吸引少腹之气上冲，欲作奔豚者，则宜桂枝加桂汤。发汗后脐下微有水气，欲作奔豚，则宜苓桂甘枣汤。散见于《伤寒》《金匮》者，不胜枚举，略标出之以俟学者类推。
桂枝解肌，所以别于麻黄之解表，而于发热有汗恶风者宜之。若脉浮紧汗不出者，邪正方相持于皮毛，所赖营气未虚，血热足与外寒相抵，奈何在表之寒邪，不驱之外泄，而反引之入里乎！不特此也。皮毛不开而张发肌理之阳气，外不得泄而郁于皮毛之内，不病喘逆，即增烦躁。近人不明此理，反谓桂枝汤为敛汗之剂（陈修圆亦不免）。前论与后文“当以汗解”“复发其汗”诸条，显相抵牾。按之“解肌”二字，已不可通，推原其故，皆由李时珍《纲目》误人。盖因本方有芍药，李时珍《本草纲目》不知何所依据，目为酸寒，市医以耳为目，于是谬谓“芍药监桂枝之燥，及敛肝阴”之邪说。不知芍药在《神农本草经》，但言苦平，苦者主泄，故能通营分之凝结。肌理为孙络满布，风袭肌理，营气凝闭而不解，故用芍药以泄之。妇人腹痛及疮疡、肿痛皆用之，亦正以解血络之凝闭也（今人内证用白芍，外科用赤芍，其实则一）。然则桂枝汤之解肌，芍药实为主要，反谓“监桂枝之燥烈”，有是理乎？予尝亲试之，白芍甘而微苦，赤芍则甚苦，而皆无酸味（黄坤载《长沙药解》亦以为酸寒，真是糊涂万分）。明乎此，仲景立方本旨，乃可大白矣。
酒之为气，标热而本寒（初饮则身热，酒后则形寒）。标热伤肺，则为喘；本寒伤脾，则为痰。故治酒客病者，法当利肺而舒脾。肺气利，则标热泄而喘满除；脾气舒，则本寒化而湿痰解。桂枝汤方中加厚朴之苦温，以去脾脏之湿；杏仁之苦泄，以疏肺脏之热。或可用之，否则肺脾二脏多湿热之人，本不喜甘，更用大枣以助脾湿而壅肺气，无论服汤必呕。而标热一盛再盛，肺痈既成，必吐脓血。如不得已而用桂枝汤，或加厚朴、杏仁而去大枣，理亦可通。以肺脾多湿热之人，本兼痰喘故也。故仲师首节言不可与，言其正也；次言加厚朴、杏仁，言其权也；三节言甘味壅塞，必吐脓血，极其变也。仲师于此不出方治，但举喘家加厚朴、杏仁，使人自悟加减之法，于不言中求生活耳。不然，下之微喘条，后文自有方治，此处何烦赘说乎？盖特为酒客言耳！莫氏谓凡服桂枝汤条，当在“喘家”之前，非仲师本旨，不可从。若夫既吐脓血，仲师自有法治。《金匮》“呕吐篇”云，不可止呕，脓尽自愈。不当止呕，但需排脓，则“狐惑篇”赤小豆当归散，“疮痈篇”排脓散（枳实、芍药、桔梗），并可用也。包识生以首节为营实之禁忌桂枝，次节为卫实之禁忌桂枝，似也；三节为营卫俱实之禁忌桂枝，则非也。服桂枝而吐，与上得汤则呕何异？何所见与首条殊异乎？况以伤寒通例论，中风一证，原系营实卫虚，若以为营实当禁桂枝，中风一证，先当禁用桂枝矣。自来注释家，多犯顾此失彼之误，伤寒所以无通才也（实为邪实，风胜而血弱也，慎勿以邪实营弱而误认虚症）。
桂枝加附子汤方
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发汗遂漏不止，与下之利遂不止同，皆用药过当之失也。盖发汗则毛孔大开，皮毛为卫阳所属，卫阳以发汗而虚，毛孔乃欲闭不得，风袭毛孔之虚，因而恶风。汗与小便，同源而异趋，春夏汗多则小便少，秋冬汗少则小便多，可为明证。汗不能止，水液能外而不能内，故小便难也。津液从皮毛外泄，则四肢筋脉不濡，屈伸为之不利。夫汗出恶风，原属桂枝汤本证，惟表阳不固，不得不于本方中加熟附子一枚，以固表阳，但令表阳能复。卫气之属于皮毛者，自能卫外而为固，于是漏汗止，诸恙自愈矣。
汗下之后，病情未离肌腠，则仍宜桂枝汤。上节于汗后表阳虚者，则加附子以温之，本节则于下后阴虚，及阴阳并虚者，更示人以加减之法也。下后气上冲，则脉促而胸满。气上冲者，阳有余而阴不足，芍药苦泄伤阴，非阴虚者所宜，故去之。若下后脉微，则里阴虚，所以知其为里阴虚者，以脉管中血液不足知之也。下后身寒，则表阳虚，所以知其为表阳虚者，以腠理血热不胜表寒知之也。阴虚故去芍药，此与脉促胸满同。阳虚故加熟附子一枚，此与发汗后漏遂不止同。学者于此可以观其通矣。
桂枝麻黄各半汤方
桂枝一两十六铢，芍药、生姜、麻黄（去节）、甘草各一两，大枣四枚，杏仁二十四枚（汤浸，去皮尖及两仁者）。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人一身毛孔，为魄汗从出之路，卫气主之。卫气行水，故称寒水，所以无汗之太阳病，外寒为多（尝于六月多汗时浴于温水中，其水顷刻而寒，因悟寒为寒水）。人一身肌腠，孙络交互，营气主之。营气行血，易于生热，所以有汗之太阳病，表热为甚。疟病由汗液不彻，留着毛孔之里，肌理之外，发时则先寒后热，固为肌表同病，太阳病如疟状者亦然。得太阳病八九日，已在一候之后，于法当传阳明，乃更发热恶寒，则不传阳明可知。便是热多寒少，其人呕，大便难，或小便赤痛，犹当为少阳、阳明同病。今则其人不呕，则胆胃无上逆之气；清便自可，则肠中及下焦并无燥热之象，且疟之将愈，以发无定候为验。今一日二三度发，则太阳之邪，当随汗解，此证在必先振栗却复汗出而愈之例。设脉弦者，可与小柴胡汤，脉不弦而微缓，即可决为将愈，并小柴胡亦可不用。所以然者，凡病血分，热度渐高则病加，热度渐低则病退，脉微而缓，热度渐低之证也。然同脉微，要不可执一而论。若脉微而身寒，则又为阴阳俱虚，不可发汗、更吐、更下。仲师虽不出方治，要以四逆、理中为宜。若面有热色，微烦，如郁冒状，则营热欲泄为汗，而皮毛不达也。且营热内张，毛孔外塞，则其身必痒，故宜桂枝麻黄各半汤，以期肌表双解，则一汗而愈矣。
风池穴在脑后，风府在背脊第三节下。凡风邪之中人，必从脑后及背输入，乘其虚也，故俗称“仙人只怕脑后风”。太阳中风，既服桂枝汤，便当蒸发腠理之血液，泌汁而成汗，然不能直出于表，药力助血热内张，必有反烦不解之见证。所以然者，则以风邪从入之穴，抑塞而不通也，故但需刺二穴以泻之，更服桂枝汤，便当汗出而愈矣。所以然者，则以此二穴最空虚，为营分热力所不达，故初服桂枝汤而无济也。
桂枝二麻黄一汤方
桂枝一两十七铢，芍药一两六铢，麻黄十六铢，生姜一两六铢，杏仁十六枚，甘草一两二铢，大枣五枚。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服桂枝汤而大汗出，设风邪即从汗解，脉当和缓，为其风邪去而营气和也。设大汗后不见洪大之脉，而病仍不解，则阳明未曾化燥，故宜与桂枝汤如前法，不妨一汗再汗。此条与后一条为比例，后条脉见洪大，故宜白虎，本条脉不洪大，故仍宜桂枝。传写者脱去“不”字耳。若既服桂枝汤，形似热多寒少之疟，日再发而无定候，但令营气与卫气和，则一汗可愈。然必用桂枝二麻黄一汤者，则以营分之血热，胜于卫分之水气故也。
治病之法，愚者察同，智者察异。服桂枝汤大汗出，与上节同。而前证与桂枝汤如前法者，为其脉不洪大且无烦渴之变证也。夫大汗之后，营阴苟略无耗损，则当外安静而内润泽。今仍心神烦冤，大渴引饮，则太阳寒水外尽，阳明燥气内张，心营被灼，故大烦；胃液顿涸，故大渴。方用石膏、知母以除烦，生甘草、粳米加人参以止渴，而烦渴解矣，此白虎汤加人参之旨也。惟近世用人参多系种参，吉林人以硫水溉之，使易发生，每含温性，似不如西洋参为适用，然西医称其能补胃液。北京产妇多服之，则竟用辽参，亦未为不合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芍药、麻黄、甘草各十八铢，大枣四枚，生姜一两二铢，石膏二十四铢（碎，绵裹）。
上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此节为风寒两感治法。中风之确证在发热，伤寒之确证在恶寒。热多寒少，则风重而寒轻，师于是用桂枝二以解肌，越婢一以解表，便当汗出而愈。设令寒多热少，麻黄重于桂枝，不可言知。越婢之有石膏，又当在禁例矣。按“宜桂枝二越婢一汤”句，当在“热多寒少”下，今在节末，实为传写之误。否则既云不可发汗，犹用此发汗之药，有是理乎？若夫脉微弱而无阳，恶寒甚则宜干姜附子汤，不甚亦宜芍药甘草附子汤，此在可以意会者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方
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白术、茯苓各三两，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服桂枝汤，汗从肌腠外泄，便当尽剂而愈。或服汤已，而汗出不彻；或因表汗未泄，而反下之，则水气当停心下。水郁于中，则阳冒于上，而头项为之强痛。翕翕发热而无汗者，停蓄之水，不能作汗故也。水停心下，则心下满而微痛。水气不行，故小便为之不利。方用芍药、甘草以舒头项之强急，生姜、大枣温中而散寒，白术、茯苓去水而降逆，但使水道下通，则水之停蓄者得以疏泄，而标阳之郁于头项及表分而散矣。邪不陷于在背之经输，故不用升提之葛根；水在心下而不在下焦，故不用猪苓、泽泻；去桂枝者，则以本病当令水气内消，不欲令阳气外张故也。
甘草干姜汤方
甘草四两，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芍药甘草汤方
芍药、甘草（炙）各四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自汗出、微恶寒为表阳虚，心烦、小便数、脚挛急为里阴虚，盖津液耗损，不能濡养筋脉之证也。表阳本虚，更发汗以亡其阳，故手足冷而厥；里阴本虚，而更以桂枝发汗，伤其上润之液，故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乃阳亡于外，中气虚寒之象也，故但需甘草干姜汤温胃以复脾阳，而手足自温。所以不用附子者，以四肢禀气于脾，而不禀气于肾也。其不用龙骨、牡蛎以定烦躁，吴茱萸汤以止吐逆者，为中脘气和，外脱之阳气，自能还入胃中也。此误用桂枝汤后救逆第一方治，而以复中阳为急务者也。至于脚之挛急，则当另治。脾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血中温度，以发汗散亡，不能达于上下，故手足厥。阳气上逆，至于咽干吐逆，则津液不降，血不濡于经脉，故脚挛急。师为作芍药甘草汤，一以达营分，一以和脾阳，使脾阳动而阳气通，则血能养筋而脚伸矣。此误用桂枝汤后救逆第二方治，以调达血分为主者也（芍药通血之瘀，故妇人腹中疾痛用之，外证痈脓胀痛亦用之，可以识其效力矣）。至于胃气不和，谵语，重发汗烧针亡阳，则于误发汗、外歧出之证，治法又当别论。夫胃中水谷之液充牣牣：与“韧”音同，其意为“满”，则润下而入小肠。胃中之液，为发汗所伤，则燥实不行，壅而生热。秽热之气，上冲于脑，则心神为之蒙蔽，而语言狂乱，则稍稍用调胃承气以和之。若以发汗手足冷，烧针以助其阳气，阳气一亡再亡，不独中阳虚，并肾阳亦虚，乃不得不用四逆汤矣（芍药甘草汤，并肠痈之右足不伸者用之亦效。甲戌六月，于陆家根验之）。
此节申明上节之义，示人治病之法，当辨缓急也。太阳中风，发热汗出恶风，为桂枝汤证，惟脚挛急不类。
按：寒湿在下，则足胫酸疼，当用附子以温肾，却不知此证之自汗为表阳虚，心烦、脚挛急为里阴虚，更用桂枝发汗，则表阳更虚，而手足冷。汗出则里阴更虚，由是津液不足而咽干，血不养筋而拘急，胃中燥而谵语。但救逆当先其所急，手足厥冷，为胃中阳气亡于发汗，不能达于四肢，故先用甘草干姜汤以复中阳，而手足乃温。胫拘急为血随阳郁，不能下濡筋脉，故用疏营分瘀滞之芍药，合甘缓之甘草，使血得下行而濡筋脉，而两脚乃伸。至如胃中燥热而发谵语，则为秽浊上蒙于脑，一下而谵语即止，故治法最后。
葛根汤
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芍药二两，生姜二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桂枝二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阳之气，卫外之阳气也，合营卫二气以为用者也。气之化为水者，汗也，故称太阳寒水。寒水者，里气为表寒所化，与病邪俱去之大转机也（服麻黄汤后，所出之汗多冷，此为明证）。设寒水不能外泄为汗，郁于经输之内为强为痛；陷于足阳明胃，下泄而为利，上泛而为呕。故必用升提之品，将内陷之邪提出，然后太阳寒水，乃能从肌腠皮毛外泄而为汗，此葛根汤之作用也。独怪近世庸工，于大热之阳明腑证，往往漫投葛根，夫清阳明之热，自有白虎、承气二方，安用此升提之品乎？元人张洁古妄以为阳明仙药，并言邪未入阳明，不可轻用，不知桂枝加葛根汤及葛根汤二方，果为邪入阳明设乎？抑邪入阳明之后，可更用麻黄、桂枝以发皮毛肌腠之汗乎？李时珍《本草纲目》，犹采其说，真所谓大惑不解矣。按次节“自下利”，与首节“下陷经输”同，故但用葛根汤本方以升提之，三节，“不下利但呕”，为水气上逆，故加生半夏以抑之（仲师所谓“更纳半夏以去水”是也）。所谓同中求异也。又按：太阳、阳明合病，非太阳表证未罢，即见潮热渴饮不大便谵语之谓；以太阳汗液不能畅行于表，反入于里，与太阴之湿并居，水气甚，则由胃入肠而成下利之证。水气不甚，则渗入中脘，胃不能受而成不下利而呕逆之证。不曰太阳与太阴合病，而曰与阳明合病者，一因下利由胃入肠，一因水气入胃，胃不能受而病呕逆，病机皆假道阳明，故谓与阳明合病也。
葛根黄芩黄连汤方
葛根半斤，甘草二两，黄芩三两，黄连三两。
上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此节“医反下之”至“表未解也”为一证，“喘而汗出者”又为一证。太阳魄汗未尽，误下者利不止，此与内陷之自利略无差别。但仲师于此节郑重分明，历来为注释家所误，未能分析，致仲师立言本旨，如堕五里雾中，今特为分析言之。仲师曰：“脉促者，表未解也。表属皮毛，皮毛未解，固不宜专用解肌之桂枝汤。”脉促即浮紧之变文，曰表未解，则仍为葛根汤证，与上“自下利证”同法，不言可知。惟喘而汗出，则阳热内盛，里阴外泄，乃为葛根芩连汤证，其作用正在清热而升陷。注家含糊读过，妄谓喘而汗出，即上所谓表未解，夫岂有表未解而汗出者乎？
麻黄汤方
麻黄二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杏仁七十枚。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将息法。
寒从表郁，则里热无所发泄，迫而上冲于脑，即为头痛。太阳穴最空虚，故受之最早。血热与外寒抗拒，故发热；表寒甚，则周身血液与水气皆凝，故身疼；腰痛者，太阳寒水不得通于下焦也；一身骨节疼痛者，水气不能外散，流入关节也。表寒故恶风，皮毛与肺气俱闭，故无汗而喘。但病象虽多，要以开泄毛孔，使魄汗外达为不二法门。但令肺气外通，则诸恙不治自愈。此麻黄汤所以为伤寒之圣药也。独怪近人畏忌麻黄，徒以荆芥、防风、豆豉、牛蒡等味，敷衍病家，病家亦以其平易而乐用之，卒之愈疾之功不见。呜呼！此医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太阳与阳明合病，有寒水陷肠胃而下利者，有水气积于心下，胃不能受而呕逆者，前文已详言之矣。惟太阳之表寒未彻，阳热内郁，肺气不宣，则上冲而喘。太阳水气积于心下，胃不能受，则病胸满。此证表寒为甚，不可妄下，下之必成结胸。但令毛孔开泄，胸膈间水气悉化为汗，而泄于皮外，则水气尽而胸满除，肺气开而喘自定矣。此其所以宜麻黄汤也。
太阳病十日以去，则已经过七日之期。诊其脉浮而细，则标阳已衰；嗜卧，则表阳热已退，由躁而静，其为太阳解后，不传阳明可知。若水气留于心下而见胸满，水气结于肾膀之上而见胁痛，则为太阳水气内陷。故同一浮细之脉，水气由少阳三焦牵涉寒水之脏腑，则外仍未解。寒水之脏，属足少阴，故脉细。此时虽无潮热，而太阳水气未尽，故仍宜小柴胡汤以解外。若脉但浮而不细者，水气当在膈上，而但见胸满之证，与上节麻黄汤证同。不定牵涉足少阴而并见胁痛，故不见少阴微细之脉。此当于无字处求之者也。
大青龙汤方
麻黄六两，桂枝二两，甘草二两，杏仁四十枚，大枣九枚，生姜三两，石膏如鸡子大。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出者，停后服。
此二节表明大青龙汤证治，而并申言其禁忌也。盖此方与桂枝二越婢一汤同意，但以杏仁易芍药耳。前以发热恶寒为发于阳，故虽“脉浮紧，身疼痛，不出汗”并同伤寒，仲师犹以中风名之，为其发于阳也。惟其风寒两感，故合麻黄、桂枝二方，以期肌表两解。惟其里热为表寒所压，欲泄不得，因而烦躁不安，故加鸡子大之石膏一枚。如是则汗液外泄，里热乘机迸出，乃不复内郁而生烦躁矣。盖表证为发热恶寒，身疼痛，里证为烦躁，皆以不汗出为主要。一身之毛孔，受气于肺，肺在人身，譬之发电总机，总机停止，则千百电机为之牵掣而俱停。肺中一呼吸，毛孔亦一呼吸。今以风寒遏皮毛与肺，以致表里俱病，故汗一出而发热、恶寒、疼痛、烦躁悉愈。是何异总电机发而光焰四出也？此首节用大青龙汤之义也。若夫脉浮缓，则其病在肌而不在表，气疏故身不疼。寒湿沍于肌理，不能作汗外泄，故身重。乍有轻时者，此非外寒渐减，实为里热之将盛。肌理为营血所居，与统血之脾相应，人之一身惟血最热，肌理不开，里热易炽，故亦宜大青龙汤发之。脾脏之伏寒积湿，悉化为汗，从皮毛外出而里热自清。盖即本论所谓“脉浮而缓，手足自温，系在太阴”之证。病机系在太阴，而发于太阳之肌腠，故治法仍以太阳为标准，此次节用大青龙汤之义也。至如脉微弱，则里阴虚，汗出恶风，则表阳又虚，更以发汗重伤其表阳，则为厥逆，里阴虚者，水液本不足供发汗之用，而更用大青龙汤责汗于血，则血不足以养筋濡分肉，则里阴重伤，必且筋惕而肉润。盖脉微弱与脉微细者相近，汗出恶风，与恶风蜷卧者亦相近，此正为太阴将传少阴之候。合观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可以知所宜忌矣。黄坤载补真武汤为救逆方治，确有见地。
小青龙汤方
麻黄、桂枝、芍药、细辛、干姜、甘草各三两，半夏半斤（洗），五味子半斤。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若渴，去半夏加瓜蒌根三两；若微利，去麻黄加荛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噎，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满，去麻黄加茯苓四两；若喘，去麻黄加杏仁半斤（去皮、尖）。
痰饮之源，始于水气，水气之病，则起于伤寒，使寒沍皮毛。早服麻黄汤，一汗之后，表气当从汗孔散出。惟其失时不治，寒水凝沍不出，因与脾脏之湿合并而成饮。水气在胃之上口，胃不能受，则为干呕，为饮，为喘；水气下陷于十二指肠，则为利，为少腹满；水气阻隔，液不上承，则为渴；水和痰涎阻于上膈，则食入而噎；水和痰涎下走输尿管中，沾滞而不得畅行，故小便不利；间或水气上行，冲激肺脏而为微喘与咳；或营气为水邪所郁而生表热。水气上承喉舌，因而不渴。失时不治，即为痰饮，故小青龙汤为“痰饮篇”咳逆倚息之主方。但令太阳水气得温药之助，作汗从毛孔外泄，则心下水邪既尽。津液不能独存，故服汤已而渴者，为欲解。但此条为不渴者言之耳。若阳气为水邪隔塞，不得上至咽喉而渴，得小青龙汤温化，必反不渴。以水气作汗外泄，胃中津液以无所阻隔而上承也（详见《金匮》苓甘五味姜辛汤条下）。
发端但言太阳病，原不能定其伤寒、中风。设伤寒发汗以后，犹见有汗恶风之象，即为外证未解。要其为病在肌腠，即与中风无别。按：其脉浮而弱，浮为风邪外搏，弱则血分热度太低，不能抵抗外邪，故亦宜桂枝汤，以助营分之热，但令热度略高，足以蒸化汗液，则余邪悉从汗解而病愈矣。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方
桂枝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芍药三两，大枣十二枚，杏仁五十枚，厚朴二两（炙，去皮）。
上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前文喘家用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为酒客病言之也。酒客则伤脾与肺，固当加厚朴以燥脾脏之湿，杏仁以疏肺脏之气。然究非正治，特酒客病未曾化热者宜之耳。若已化热，其势将成肺痈，上节云“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后节又云，“凡服桂枝汤呕者，其后必吐脓血”，可见虽加厚朴、杏子，犹非所宜也。若本节太阳病下之微喘，此方乃为正治。盖病在太阳，原有因误下而成痞、成结胸者，若下后不见坏病，而但见微喘，则病气犹在肺与皮毛。盖伤寒表不解，原有水停心下而喘，宜小青龙汤者。但微喘而不兼咳，心下水气甚微，可决为非小青龙证，此证与下后气上冲可与桂枝汤同例。究其所以喘者，则以心下微有水气，肺气不宣之故，故于桂枝汤方中，加厚朴、杏仁以蠲微饮，而宣肺郁，则汗一出而微喘定矣。此桂枝加厚朴杏子，所以为下后微喘之主方也。
此二节申言外证未解，虽有阳明证不可下之之例。太阳伤寒，始病则在皮毛，既而血热与表寒战胜，热发汗出，便当痊可。其不愈者，则其病已在肌腠，桂枝汤其主方也。但病在肌腠，至于发热汗出，其病已近阳明，间有渴饮汗出而热不解者。设不明其病在肌腠，而以承气下之，则肌腠凝沍之湿邪，既不能随下而尽，而中气一虚，反以牵掣其外出之路，故曰下之为逆。若夫先发汗不解，而见燥渴恶热之阳明证，于是本先汗后下之例，复用承气汤以下之。设外邪已解，直当一下而愈。无如病者，尚见浮脉，浮脉主外，故伤寒则见浮紧，中风则见浮缓，所以别于里证也。今病者反见浮脉，故不当一下而愈。所以然者，以其人虽有阳明里证，风邪犹在肌腠，里热反为外邪所吸，虽用硝黄，不得下行，故曰当先解外则愈。此证表解乃可攻里之旨，非谓必无里证，并非谓不可攻下也。不然，仲师但言解外则愈可矣，何必曰先解外乎！
太阳病而脉见浮紧，为伤寒本脉；无汗身疼痛，无论发热与否，俱为伤寒本病。虽经过一二日，虽发热而脉证未变，其为麻黄汤证，确然无可疑者。惟太阳伤寒，始病则起于皮毛，卫阳为表寒所困，水气不能外达，因而无汗。肌肉中血热与之相抗，血热战胜因而发热，但血分之热度高低不等。设令血中热度，仅足与表寒相抵，则服麻黄汤后，热当随汗而解。设血中热度太高，虽服麻黄汤后，表证略轻，然以阳热太甚之人，骤得麻黄升发之力，郁热必上冲于心而发烦，上冲于脑而目为之瞑，甚为颅骨为开，血从骨缝中溢出，从阙上下走鼻孔，是为衄。衄后，其病方解。所发然者，血热太胜，不能悉从皮毛外散故也。至如血之热度最高者，虽不服麻黄汤，亦能自衄而愈。所以然者，血与汗同源而异物，故夺血者不可发汗，疮家不可发汗，有金创者不可发汗，以血去液少故也。近日医家以血为红汗，意即本此。
二阳并病，与上太阳阳明合病，同源而异证。故有太阳水气未能作汗外泄，流入肠胃，而成下利者；有因汗液不彻，水气郁于胃之上口，而病呕逆者。以水气不尽，牵涉足阳明胃，故谓之合病。今以汗出不彻，转属阳明，其病亦由水气内停，非胃中有燥屎邪热上熏脑部，心神无所寄托，而作谵语之证也，亦非大实满痛。阳明支脉从腹下髀走伏兔者，牵掣右膝膑而不良于行也。虽续自汗出，不恶寒，时有阳明见象，但兼有项背强、汗出、恶风诸证，一经误下，反伤在里之阳气，不能助之出表。即前文所谓“外证未解，不可下，下之为逆也”。此证当以发汗为正治，但仲师言可小发汗，而不出方治。张隐庵以为桂枝麻黄各半汤，似亦未当。夫麻黄本为无汗恶寒而设，岂有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而可用麻桂各半汤者？其必为桂枝加葛根无疑也（此为第一段）。设太阳标热欲泄不得，则必郁而上浮。视病者之面，赤色渐次增加，则较之微汗出不恶寒者，证情殊异，治法正自不同，但需荆芥、防风、紫苏、僵蚕、蝉衣等味，煎汤熏其头面。阳气之内郁者，当从汗解（此为第二段）。又其甚者，发汗时仅得微汗，不足言汗出不彻。阳气以毛孔闭塞，而拂郁于皮毛及颜面者，一时未易发泄，本应用麻黄汤以发汗，濡滞而不敢用药，则肌理营血之热，为表寒所遏，热度渐高，即见躁烦。太阳水气与太阴之湿并居，阳热外张而寒湿内郁。至于不知痛处，足太阴主腹，亦主四肢，故寒湿时注腹部，时窜四肢，而痛处迄无定在。按之不可得者，以其流走而不见停蓄者也。皮毛不开，肺气阻塞，故短气。气短者，卧即喘逆，故但坐不得眠。脾主肌肉，亦主血，今以水邪混于足太阴脾，故当用桂枝汤以助脾阳而增血热，使在里之湿邪悉从肌理外散，则一汗而愈矣，所谓“更发汗则愈”也。以其脉涩，因知其肌理为湿邪所阻，而血热不充。以肌理血热不充，因知其不能解肌而汗出不彻，此其所以宜桂枝汤也（此为第三段）。须知汗出不彻而转属阳明，与胃中燥热者迥①殊，皆不当急于攻下。此节虽曰二阳并病，治法则仍以太阳为主也。
脉浮数为有热，证属标阳，实即肌腠血热外抗，所谓“法当汗出而愈”。已经发汗者，即后文所谓“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之证也。未经发汗者，即后文“脉浮而数，宜麻黄汤”之证也。若经误下之后，肌肉无阳气而见身重，营血虚而见心悸，此正与“亡血家不可发汗”“失精家不可发汗”同例。此证阳浮而阴弱，不可急治，当俟其阴气渐复，得与阳和，乃能汗出而愈。尺中脉微，胞中血虚之征，故曰里虚也。此麻黄、桂枝二汤证，因表实里虚，津液不和，而不能发汗者也。
脉浮紧，为寒束于表，而血热内抗。法当身疼痛者，则以寒伤肌肉之故。此伤寒之脉证，宜麻黄汤以汗之者也。然尺中脉迟，与前条尺中脉微正同。尺中主下焦，亦为胞中血少而不当发汗，此亦在“夺血者不可发汗”之例。此麻黄汤证，因营气不足，而不可发汗者也。
此节为里气不虚者言之。故一见无汗身疼痛之证，无论脉浮及脉浮数者，皆可用麻黄汤以发之。与下后身重、心悸、脉数而尺中微，及未经误下而尺中迟者，固自不可也。
此二节为病后余邪不彻，营气弱，而不能与卫气相接言之。盖即《金匮》“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也。自汗出，为营气和，“和”之为“平”也，血分中热度不高之说也。血分热度不高，而病后余湿，尚凝沍肌理，不能达于毛孔之外，故力弱而不能与卫气相接。营气行于肌肉，由动脉而外出孙络，故曰营行脉中；卫气由六府淋巴管直达皮毛，不在孙络之内，故曰卫行脉外。卫气自强，故毛孔开而自汗，营气自弱，故腠理凝沍之湿不能直达毛孔，与淋巴管中排泄之废料，同出而俱散，故汗出而病不愈。要惟用辛甘发散之桂枝汤，以助肌理之血热，但令血热与出表之水气同化，则营卫和而病自愈矣。此病后但见自汗，如寒无寒，如热非热，病见于营阴之弱，以阳法救之之治也。至如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其病亦由营分之弱。曰卫气不和者，为其淋巴管中水液，自行排泄于毛孔之外，而血分热度太低，不能排泄肌腠留恋之湿邪，两者不相和，故营分久郁而时发表热。但用桂枝汤于未发热之时，则血中热度增高，使肌肉中余湿一时蒸化成汗，与在表之水气合并而出，则营气与卫气混合为一，而病自愈矣。此病后兼见发热自汗，身形如和，其脉微数，并见于营阴之弱，以阳法救之者也。向与门人王慎轩论《金匮》“百合病”，仲师所处七方，皆在发于阳者以阴法救之之例，而于发于阴者以阳法救之，篇中阙而不备，慎轩以为此二条足以当之，颇为近理。仲师所以不列于百合病者，或以不用百合之故，且欲留其不尽之旨，使人于无字处求之也。
伤寒为病，脉浮紧无汗，为一定不易之病理。麻黄汤一方，亦为一定不易之治法。但阳气太重之人，有服麻黄汤后以衄解者。亦有不待服麻黄汤，而以衄解者。似不发汗而致衄，病当从衄解矣。乃血衄之后，脉之浮紧如故，发热恶寒无汗亦如故，此麻黄汤证不为衄解而仍宜麻黄汤者，与营虚不可发汗之证，固未可同日语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已及再经之期，病邪将传阳明。六七日不大便而见头痛发热，则已见阳明之证。但阳明头痛与太阳异，太阳之头痛，在额旁太阳穴，阳明头痛在阙上（两眉间曰“阙”，属阳明）。病传阳明，故阙上痛，痛则可与承气汤。惟大肠燥热，必蕴蒸输尿管及膀胱，而小便赤痛。若小便清者，则肠中无热，病邪尚在皮毛，便当用麻黄汤以发皮毛之汗。以病在肺与皮毛，太阳寒水用事，故小便清也。若太阳标热太盛，上冲于脑，则阙上或连太阳穴痛，颅骨之缝以得热而开，必将血流鼻孔而成衄，故头痛者必衄。所以然者，以腠理不开而郁热上冒也。用桂枝汤以发肌理之汗，则汗一出而衄自止矣。
伤寒初病为麻黄汤证，发汗已，则其病当愈。乃半日许忽然烦热，此非邪传阳明，正以肌腠余邪未能尽随汗解，或由毛孔大开外风袭于肌理故也。故宜桂枝汤以发之。
此节言误治亡津液者，当俟其自愈，以见庸工滋阴伐阳之不可为训也。盖阴液之生，根于阳气。若蒸气然，必俟炉中炽炭釜甑，寒水乃得化气上行。设炉中无火，仅恃无阳之寒水，则生气索然矣。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皆能耗损其津液，但此为药误，而非人体中燥热所致，故必静以养之。但得“身有微汗，口中不燥”，即为阴阳自和，而病当自愈。若急于养阴而妄投生地、石斛、西洋参、麦冬之类，阳气被遏，湿痰滋生，病乃蔓延而不可治矣。
凡病大下后，则肠胃中淋巴管中乳糜必少，加之以发汗，更竭其皮毛肌腠之水液，因致小便不利。庸工不知病之出于汗下，一见小便不利，更用五苓散、猪苓汤以利之，重伤其津液，此病之所以不愈也。盖此证当静俟其小便自利，而不当急治，意与上节略同，所谓“以不治治之”也。
下后则亡其里阴，复发汗则亡其表阳，阴阳两虚，则必背毛栗然，甚至恶寒而蜷卧。按其脉必微细，内外俱虚，病乃延入少阴，此为四逆汤证，可于言外领取之。
干姜附子汤方
干姜一两，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此节为汗下后虚阳外越之证，与下“妇人伤寒，经水适来”之证，适得其反。阴血实，则其病在营，营气夜行于阳，故昼日明了，夜则谵语，如见鬼状。阳气虚，则其病在卫，卫气昼行于阳，虚阳随之俱出，故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阴实者，泄其热；阳虚者，温其寒。但按其证情，不呕不渴，则内无实热可知。身无大热，其为虚热又可知。脉沉而微，则少阴虚寒，孤阳不归其根也。故宜干姜附子汤，以温寒水之脏，但令蒸气渐复，虚阳得所依附，乃不至荡而无归，而烦躁自愈矣。
桂枝加芍药生姜人参新加汤方
桂枝三两，芍药四两，甘草二两，人参三两，大枣十二枚，生姜四两。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伤寒身疼痛，以寒邪由表及肌，伤其孙络，血络不通之故。故但须麻黄汤发汗，肌表通彻而疼痛自止。至如发汗后之疼痛，则其病专属肌腠。汗液发泄，血液减减：原作“加”，据上下文义改少，分肉中孙络乃凝滞而不通，所谓“不通则痛”也。试观痈疽之发见于何部分，即痛在何部分，此无他，血络不通故也。又如跌打损伤，伤在何处，即痛在何处，亦血络不通故也。夫脉尺中迟为营气不足，为血少，前于“脉浮紧，法当身疼痛”条下，既详言之。今乃脉见沉迟，其为汗后营气不足及血少，确为信而有征。但前条既云不可发汗矣，今乃用桂枝人参新加汤，得毋犯发汗之禁乎？不知未发汗时，禁其发汗，惧伤阴也；既发汗而疼痛，又不可不稍发汗以和之，为业经伤阴而救正之也。譬之安静无事，则无宁不生事；既生事，则当务息事。新加汤方，惟桂枝、甘草、大枣剂量同桂枝汤。盖桂枝汤原方，本为宣发脾阳而设，今加人参以增胃液，胃主肌肉，脾亦主肌肉，但使胃液内生，脾阳外散。更倍通瘀之芍药，散寒之生姜，引在内之津液，贯输孙络而略无阻碍，则肌肉之疼痛可愈矣（胃中津液散出有无数细胞为白血球，上行心肺即化为红血球，血经渣滓沥尽乃入动脉管中而旁溢于孙络，于是孙络流通而疼痛止矣。痈疽疼痛重用芍药者，意与此同，盖必经络通而疼痛方止也）。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麻黄四两，杏仁五十枚，甘草二两，石膏半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发汗后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与桂枝汤以发汗，此为皮毛开而肌理闭塞者言之也。今乃云“不可更行桂枝汤”，得毋自相刺谬乎？曰：“否。”盖发汗之后，汗已中止，外证仍在，故仍宜桂枝汤以解外。若服麻黄汤后，汗出而喘，岂有更行桂枝汤之理？此条无待烦言者。仲师言此，特欲辨发汗后更见何证耳。使汗出而喘，壮热不解，则为胃热上冲肺部而喘，病邪已属阳明，直可决为白虎汤证。惟其身无大热，其喘仍为肺气不宣，故宜麻杏石甘汤。麻黄汤去桂枝以疏达肺气，加石膏以清里热，则表里和而喘定矣。
桂枝甘草汤方
桂枝四两，甘草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温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方
茯苓半斤，桂枝四两，大枣十五枚，甘草四两。
上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减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水气凌心为悸，《伤寒》《金匮》之通例也。发汗过多，虚其心阳，水气乘虚上僭，则心下悸，欲得按。若于发汗之后，虚阳上吸，牵引水邪上僭，脐下悸欲作奔豚，病虽不同，其为水邪上僭则一。故心下悸欲得按，则用桂枝甘草汤；脐下悸欲作奔豚，则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皆所以培养脾胃而厚其堤防，使水气不得上窜。但此二方皆为汗后正虚救逆之法，而非正治。是故《金匮》“痰饮篇”，“心下痞，膈间有水气，眩悸者，则宜小半夏加茯苓汤。”“脐下悸，吐涎沫，颠眩者，为有水，则宜五苓散。”直折其水气而使之下行，病根已拔，更无须甘温补中，此虚实之辨也。（心动悸则用炙甘草汤，此条心下悸，甘草亦当炙）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方
厚朴半斤（炙），生姜半斤，半夏半斤，甘草二两，人参一两。
上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服：原作“月”，据文义改一升，日三服。
发汗之伤血、伤津液，前文屡言之矣，但伤血、伤津液，其病在标，标病而本不病，故仲师不出方治，而俟其自愈。至于发汗后腹胀满，伤及统血之脾脏，其病在本，此即俗所谓“脾虚气胀”也。脾虚则生湿，故用厚朴、生姜、半夏以去湿；脾虚则气不和，故用甘草以和中；脾虚则津液不濡，故用人参以滋液（西医谓人参能滋胃液，然北京妇人产后多有三朝以后即服吉林参，眠食俱安。可见胃为生血之源，补胃即所以补血也）。则水湿下去，中气和而血液生，汗后之腹胀自愈矣。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方
茯苓四两，桂枝三两，白术、甘草各二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苓桂术甘汤为痰饮主方，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为水气凌心，此与痰饮篇“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者，其病正同。惟“发汗动经，身动，振振欲擗地”者，即后文真武汤证。盖发汗阳气外泄，水气乘虚而上，则为头眩。阳气散亡，气血两虚，故气微力弱，不能自持，而振振动摇，若欲倾仆者然。然则本条“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当在“头眩”之下。“发汗动经，身为振振摇者”下，当是脱去“真武汤主之”五字。盖汗出阳亡，正须附子以收之也。况脉之沉紧，正为肾气虚寒乎！此与后两条用附子同例。张隐庵乃谓“振振摇为中胃虚微，振振欲擗地，为心肾两虚”，不知何所依据，而强分二也。
芍药甘草附子汤方
芍药、甘草各三两，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三服。
发汗病不解，未可定为何证也。汗大出恶热，则为白虎汤证。外证不解，汗出恶风，则仍宜发汗，为桂枝汤证。若反恶寒者，则为营气不足，血分中热度太低，不能温分肉而濡皮毛，故反恶寒。芍药甘草汤，在误服阳旦汤条下，原为血不养筋，两脚挛急，疏导营血下行之方治。今微丝血管中血热不充，至于不能抵御外寒，故用芍药、甘草，以疏达营血，使得充满于微丝血管中，更加熟附子一枚以助之，使血分中热度增高，而恶寒之证自愈。
茯苓四逆汤方
茯苓四两，人参一两，附子一枚（生），甘草二两，干姜两半。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发汗，若下后，病仍不解，津液之不足，要为理所必至。使津液不足而胃中燥热，是必渴欲饮冷而为白虎汤证。惟胃液燥于中，水气寒于下，绝无蒸气以相济，则胃中燥气上搏心脏，而厌闻人声，畏见生客，时怒小儿啼哭，或忽喜观览书籍，不数行辄弃去，是之谓烦。阳气在上，下焦水液不能与之相接，谓之火水未济。水不得阳热蒸化则不温，不温则阳热独抗于上，此时欲卧不得，欲坐不得，欲行不得，反复颠倒，顷刻间屡迁其所，而手足不得暂停，是之谓躁。此时用茯苓、人参增胃液以濡上燥，合四逆汤以温下寒，而发其蒸气，使蒸气与胃液相接，则水火既济而烦躁愈矣。愚按烦躁不定，系少阴阴虚，阳气外浮，故烦躁。此与上文“昼日烦躁，夜而安静”者，并责之虚。但前证阴虚不甚，故不用人参，而但用干姜附子汤；此证阴虚太甚，故用人参，为小异耳。
此节借上干姜附子、桂枝甘草汤证，以见调胃承气汤证恶寒与热之绝不相类也。汗后恶寒为虚，恶热为实。虚寒者，当温；实热者，当泻。此意最为平近，初学者能辨之。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铢，泽泻一两六铢，白术十八铢，茯苓十八铢，桂枝半两。
上五味，捣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
发汗后，大汗出，则胃中津液必少，故有胃实恶热，而宜调胃承气汤者。若但见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则仅为胃中干燥，而非胃中之实，故但须稍稍饮之以水，而胃中自和，烦躁自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则为大汗之后，浮阳张发于外，输尿管中水气被吸，不得下行，如是则宜五苓散以利小便，但使水道下通，而阳气得以还入胃中，和其入胃之水饮，而消渴自愈。此正与痰饮心下有水气而渴，服干姜细辛而反不消渴者同例。方治后“多饮暖水，汗出愈”七字，与本证不合，或传写之误也。
茯苓甘草汤方
茯苓二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生姜三两。
上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发汗汗出，淋巴管中水液随阳气尽发于外，故有脉浮数而烦渴者；亦有不待发汗，汗出而渴者，自非引水下行，则在表之水液必不能还入胃中，故皆宜五苓散。若汗出而不渴，则胸中阳气尚不为水邪所遏，而津液犹能还入胃中，故但用茯苓甘草汤，使肌理中营气与皮毛之卫气相接，而其汗自止。盖此证法出亦由营弱卫强，与病常自汗出，用桂枝汤略同，故处方亦略同桂枝汤也。
中风证发于阳，血分热度本高，故未有不发热者。“六七日”，则已过六日一候之期。“不解而烦，有表里证”，则已由太阳而传阳明，故有渴欲饮水之证。然“水入则吐”，则水气内阻，津液不生，非由胃中燥热所致，故名水逆。水逆者，下流壅塞也。故必利其水，然后阳气始得外散，不复如从前之郁热不解矣。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处冒心”，其为心下悸，不问可知。盖发汗过多，原自有虚其心阳，水气凌心。心下悸而欲得按者，即上所谓桂枝甘草汤证也。师因教令咳者，盖欲辨其水气之虚实。假令咳而吐涎沫，即为水气实，则直可决为小半夏加茯苓汤证。病者置之不答，则其为耳聋无疑。盖发汗后，虚阳上出于脑，两耳气闭，故聋。此非于桂枝甘草本方中，重用龙骨、牡蛎，以降浮阳，聋必不治。而心下之水气为虚，正可不治自愈矣。
肺中一呼吸，皮毛亦一呼吸。发汗后，肺与皮毛俱为阳热张发，是必有燥渴恶热之标证，使病家不知为标阳，而误为里热，于是渴而饮冷，则阳热遏入肺脏而为喘。恶热而灌以冷水，则阳热之在皮毛者，亦以被遏入肺脏而为喘。水气外加，标热反入于里，是与发汗后汗出而喘同例。当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一以开肺与皮毛，一以清内陷之标热，而喘自定矣。
发汗后阳气外浮，不能消水，水入则吐，要惟大、小半夏汤，足以降逆而和胃。若胃中虚寒，则干姜甘草汤、吴茱萸汤皆可用之。此证忌更发汗，要无庸议。发汗则水气随阳热而张发于上，吸胃中水液俱上，倾吐而不可止，此理之可通者也。若淋巴管中水液既伤于汗，又伤于吐，阳气独张于上，而水液内亡，岂有反病下利不止之理？盖下利一证，必水湿有余之证也。然则此“下”字必传写之误，当订正之，毋以必不可通之说，贻仲师累。
栀子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香豉四合（绵裹，余仿此）。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温二服。
栀子甘草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甘草二两，香豉四合。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甘草取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温二服。
栀子生姜豉汤方
栀子十四枚，生姜五两，香豉四合。
上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生姜，取二升半，内豉煮取升半，去滓，分温二服。
发汗吐下后，津液消耗，在表之浮阳不收，在里之余热不去，则郁结而生虚烦，甚则眠不得安，心中懊憹，不能自言其所苦。然究为病后余邪，故开表发汗，不待麻黄、桂枝，但用香豉已足。清里不待葛根、苓、连，但用栀子已足，则表里余邪并去而虚烦愈矣。若夫无气则加甘草，呕则加生姜。其所以无气、所以呕者，正需研核而始见。四肢肌肉俱禀气于胃，胃中少气，则四肢为之无力，一身肌肉为之重滞，所谓无气以动也。其病皆由汗吐下后，胃气空虚，故于解表清里外，佐以补中之甘草。胃中胆汁上逆则呕，湿邪入胃，胃不能受，则亦呕。此证之呕，要以汗吐下后，胃中虚寒，故于解表清里外加生姜以散其微寒，而其呕亦止矣。
吐下后而烦热，与大下后身热不去同，皆因液虚之后，津液不能外出皮毛，标热留而不去也。盖在外之标阳，以汗液和之则散。然液亏之人，又不能用发散峻剂，故但用香豉而已足。津液内亡，是生里热，于是气壅上膈，则胸中窒，甚则心中热。但病后余热，与实热不同，故但用生栀子十四枚而已足。在表者散而去之，在高者引而下之，而病后之余邪自解矣。
栀子厚朴汤方
栀子十四枚，厚朴四两，枳实四枚（炒，水浸去穰）。
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二服。
栀子干姜汤方
栀子十四枚，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二服。
以上二节，皆为病后有表里证言之也。若但有里证而不兼表证，香豉之发散，要在必去之例。但里证各有不同，假如“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则为湿热余邪留于肠胃，郁热上搏心脏，则心烦；湿与热壅阻于腹部，欲下行而不得，故卧起不安。方用栀子以降之，厚朴以燥之，枳实以通之，则大便通而上烦下满除。又如以丸药大下后，身热不去而微烦，则未下之先，原有表热，表热不为下后而减，加之以心烦，一似实热在里，当用凉解者（如白虎汤、葛根芩连汤、竹叶石膏汤之类皆是）。不知下为大下，脾阳必以下陷而虚寒，浮热之在表者，既不得脾津以相接，而为之和洽，故用干姜。盖所以温脾而生津，若蒸气四出者然，使得和表也。虚阳张于上，而心为之烦，故用生栀子以降之，盖所以定心气而抑虚烦也。此又肠胃无湿热之治法也。
栀子微苦而主泄，能使脾湿下陷，故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今人动以栀豉汤为吐剂，夫探吐之剂，当从口出，岂有反能下泻者，其谬一。第一节言汗吐下后之余邪，岂有吐后虚烦而更吐之理，其谬二。况呕逆者，加生姜以止之，岂有吐剂而反能止呕者，其谬三。盖旧本方治后有“得吐止后服”五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误。张隐庵本删之，具见特识，为标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