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中医,全靠自学,既非家传,也无业师,更未上过医科院校。但热爱医道,长期钻研,也有所得,而个人的医学论点,往往不合传统与习惯,又不善于交往,所以所写论文,都是石沉大海,连个说法也没有。无奈,我就试投海外,不期前后有二十一篇文章发表于日本医学杂志和台湾专栏报纸上。有一家报纸让我写篇学医小史。写什么呢?在从医上既无学历,也无医院经历,就如实地谈谈我学医过程与体会罢。
一、朦胧时期
以后知道在1972年3月2日开始,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以前虽浏览过一些中医书,但这一次是悉心投入。购买了一些中医书,如《医学三字经》、《汤头歌白话解》、《中医入门》、《温病条辨》、《陈修园四十八种》等。当时又借助山东省图书馆的藏书,用了几年的时间,翻阅了古今中医著作,这属于不了解时期,即朦胧时期。在此时期我加强了对脉学的学习和训练。见了同事,不管他有病无病,皆要与他切脉。
偶然在一位老中医家闲谈,我问他怎样才能看出别人开的中药方不对,他的回答是:要学五年《伤寒论》。那时我以为《伤寒论》一书,不过是一、二百页的小书,要学五年,不是有点太蒙人了吧!以后知道《伤寒论》中,有条文的真伪辨解,词句是臆测还是用现代科学来注释,尤其是下大功夫要学的是:书中共有一百一十三首药方,每一药方,一般少则能治几种病,多则能治一百三十种病。
当我学《伤寒论》二年以后,又在那位老中医家谈及此事,他问我陆渊雷等几人的《伤寒论》注解之书都读过吗?我回答都读过了。于是我们无限钦佩地谈到上海名家陆渊雷先生的天才与学问。
陆渊雷先生，本是江苏川沙县人，一生写过多种著作，惟有《伤寒论今释》与《金匮要略今释》最为出名。这两个《今释》的特点是用现代医学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古医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大量地引用了我国和日本的医学家们用两书药方的治疗经验。陆氏在《伤寒论今释·叙例》中说，此书中药方的效验，古今无二，其辨证用药方面，必有科学的道理。1930 年此书出版，1940 年修订后又出版了一次。1955 年陆氏去世，国家最后出版了一次。陆氏的其他著作，可惜省图书馆没有收藏，我未曾读过。现在年非耄耋者，不知此书。
二、向经方派靠拢时期
出自《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的药方，历来称为经方。经方不同于验方或后世方(时方)。验方用来有验的，有不验的。经方之验，只要按证用方，可以说效验是永恒的。今天我认识到经方的优良特点有三少二异一顺。
所谓三少者：一是治病用药的味数少(从一二味到八九味)，二是购买药物耗去的费用少，三是从服药到痊愈所需的日数少。举一简单例子如下：
在 1995 年 7 月 23 日，有一建联中药店舜玉路分店的翟姓女士，当我购药时，她向我言及她的女孩，三岁，发烧已半月，已去过附近医院，吃药，打针，皆不见效，问能否予以诊治，我允之。经诊后，断为温病。与五味药的经方，外加姜枣，令服三剂，估计药价一剂六角左右，再次见此人时，说是仅服一剂而愈。
所谓二异者:其一是治疗慢性病,大多不是缓解一时,而多是根治。如治愈有三十年病史于姓朋友的胃溃疡和胆囊炎、及其女儿的阑尾炎、马姓同学之父的胆囊炎、亲戚表弟媳盛姓的肾盂肾炎、同院于姓之子的肾炎、洛口园林机械厂胡科长之女儿的心脏病,熟人魏姓之子的皮肤病内攻性肾炎等皆愈后未见再发。其二是有些病医院必须开刀,而服用经方就能治愈。如治愈吴姓同事之外甥的咽中水瘤,许多小儿的扁桃体肥大等。
所谓一顺者:服药后肠胃通顺,也无其他副作用。
说来也是有幸,赖于省图书馆所藏的大量日文中医书(现在已经下架),使我了解了日本中医使用经方治病的特长。由于知识的提高,业务的加深。自信：一般病的处方效果，能高于别人。所以当时在机关单位和亲友间稍有小名。那时，我在省机械设计院工作，院书记曾与我谈，是否愿意转成中医，出于我没有中医文凭的想法，我未同意。
此时在脉学上已有了一定基础，对成年人的血压高低、幼儿发热的度数，切脉的结果，与用表测量的数字相比，一般相差不多。
自1977年开始，我订了一份日文版的中医月刊《汉方临床》。
这时，我仍不能用经方来治疗所有的伤风和感冒，即中医的伤寒和温病。用经方只能治疗属于伤寒的患者。对属于温病的患者，我必须用《温病条辨》上的药方，通过加大药味来拼凑，碰巧了也能一剂而愈，但不把握其必效。而且药味太多，与经方大不相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8年。
南宋时代大医学家杨仁斋云：“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用以治伤寒未有不生，用以治温病未有不死”。如此危言耸听者，并不只是一位医学家而已，大有人在。如明代的大温病学家吴又可，则以为天下没有真伤寒都是温病为定论，否定了《伤寒论》的药方有用。迨至清代和近代更是如此，如近代的大医学家陆渊雷先生仍有解释药方缺乏实验的小疵。他和日本山田正珍氏对《伤寒论》中的大青龙汤药方作解释时，认为病轻药重，可能条文有错误。我也谨遵成训一、二十年。后来读了日本大村光明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再患这种温病时，得以实验经方，谁知经方一剂，竟治愈了我的温病。这是1988年的事，可喜的是这种温病二年之后永不再犯了。
我的这一离经叛道的作法，无形中反对了明、清两代的中医学家、以及现代中医学家的温病理论。国内不发表我的文章，想来事出有因，所以当时我只好请夏洪秋先生译成日文，投向日本了。
三、类似经方派时期
自1989年以后，使我进入了一个类似经方派时期。伤风感冒，即中医所谓伤寒和温病，我皆能用经方治愈。至于杂病，仍有百分之五，须用时方治之。
中医历来分为时方派和经方派。时方派属于《内经》学派。经方派又分为中国经方派和日本经方派(吉益东洞学派)。中国经方派，仍尊崇《内经》理论和立方原则，使用经方时，必须进行加减，亦有不加减者，不过甚少。日本经方派，不同意《内经》的空头理论，使用经方时，一般不做加减。这里附带说一句：《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灵枢经》是针灸方面的最早著作。
《伤寒论》有药方 113 首，《金匮要略》有药方 277 首，除去重复共有347 首药方，可治愈人间多少千奇百怪的病症。现在日本人正在开发对古经方的研究应用。至于《素问》，只讲理论，不含药方。充其量不过是“人体哲学”而已。
我国的中医学家，难道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人吗?有，多得很。但是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背景。不受这种背景影响的天才医学家也有，但很少。只有陆渊雷、章太炎两先生受之无愧。
《伤寒论》出世较晚，迨至宋代治平年间，得以刊行于世，比《内经》晚 1286 年。当时按《内经》辨症论治的传统中医已经形成，好事者将经方当作时方来用，或用了与《伤寒论》相矛盾的辨症，造成临床上的失败，使医家得出结论，或从未用过经方而得出结论如下：“古方不能治今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学其法而不用其方”。所以自宋代以来，我国的《伤寒论》研究家们，其中虽有少数人例外，大都不注意《伤寒论》条文的真伪、药方的效能，只注意《伤寒论》条文词句的解释。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把《伤寒论》的临床问题，抛到九霄云外了。所以不管临床应用，仍保留着古代的度量衡，如原书中为三两，不敢改为十克，更不用说能治现代医学的什么病名了。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仍是如此。记得七十年代，我去天成路药店购买中药时，一位未见过的中年店员，看了我的药方后说，这是谁开的?我回答是我。他立即说，你不是中医，这是《伤寒论》上的葛根汤，全市中医没有开这种方子的。研究、学习而不敢用，恐怕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吧!
我自学中医是不分科的，是不分成人、小儿、外科、内科、妇科的。
只有皮肤病中的牛皮癣、白癜风我不会用经方来治疗。一般来说，上自头痛、头晕、中耳炎、鼻炎等，下至胃炎、胃溃疡、肠炎、气管炎、肺炎、肺气肿、胆囊炎或结石、膀胱炎或结石、前列腺肥大或发炎、子宫病或肌瘤、子宫附件炎、崩漏、心脏病、肾炎、肾盂肾炎、疝气、腹股沟癣、疮、疖、疗、打扑损伤等，以及癌症手术后的副作用和化学疗法、放射疗法引起的副作用等，我用经方一般均可能治愈。
哮喘一症，患者甚众，求我诊治者约四十余人，用经方三十余首，有治愈者，有未能治愈者。就干部而论，治愈者有退役少校军官周世昌、市科技馆教育部主任李军之女李想、山东科学院人事处退休处长徐中贤、山工大机械系副教授李凯岭等人。未能治愈的有济南油漆厂的工程师孙跃进之子孙正平，黄河医院的科长赵慧等人。
如果全国有一部分中医人员，同心协力，使用经方专攻哮喘，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解决此症的治疗的。但是我国有一种陋习，即将有特效的药方，保密起来，成为祖传秘方，这是中国中医进步的一大障碍。我甚微微，尚非中医界的一分子，将有用的药方，自然也就保密起来。关于我市的中医，对《伤寒论》认识的浅薄，李军先生曾告诉我以下两种情况，也叫人甚感不快。
一、李军先生已知同事之妻，也患哮喘，患者是某医院的中医医生，因住对门，所以知患此症，且长期不上班。李军先生曾持李想服过的药方给她，她不相信此方能治哮喘，并持此方去某中医院让教授级的医生看，他们都持同样的观点来对此方，结论一定不会好的。这样一来，他们差不多可以被说成《伤寒论》上的药方盲了。
二、李军先生在某医院，向一位教授级的中医说：此方治愈了她女儿患了六年的哮喘，这位中医完全不相信纯用中药能根治哮喘。并说：“你的女儿好了，那是碰巧”。这位也成了一位《伤寒论》上的药方盲了。
以上使我惊奇的是专家教授，对于我开的药方，竟无一识者。可是这些学者都崇尚《内经》，学习先贤遗训，按病组方达到高级阶段的专家，对组方根治哮喘竟如此技穷，对《伤寒论》又如此无知。悲哉！《内经》之误我国中医如此！
学海无边,在中医上我自然有许多不如别人之处,在此就略而不谈了吧!
我的学医小史可以说很简单,但很实际,现在写出来,如能对广大中医同仁有参考价值,对中医的发展有所裨益,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
(奉同学李清澄先生的一封信命我写一篇《学医小史》以寄台湾《中华日报》。)原载于1995年《校友通讯》(退休同学自办)总9期,又于2002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