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先生说：“读了费氏的论文后，文中以《伤寒论》的三阴三阳不同于《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令人感到甚为惊奇。当前中国的中医院校使用的所有教科书，不仅对两者持相同的观点，而且谁也不对此抱有怀疑”。
长泽先生感到惊奇的，我看并不奇怪。有人说我们的学校好像加工自动线一样，一边进的是原料，另一边出的是统一规格的产品。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如此。老师和学生除忙于学习课本之外，自然无暇顾及其他了。
我们国家未设中医院校之前，除了自学成才者外，大多是师生相传或祖孙相传，作为学生自然终生恪守圣经贤传，不敢离经叛道。又没有在这种禁锢之下能令人透透空气的人，像日本的本间枣轩说的“尚轩岐(轩辕岐伯指《内经》)而不尽信其书，恶蛮貊(边远医药小道)亦不尽弃其术……。”用以来缓解一下思想上的紧张。
长泽先生提出他们自1772年白水田良的《伤寒论刘氏传》以后，都是以两书的六经不同这样看的。(如果以长泽先生研究《伤寒论》这一点为尺度衡量的话，那就是中国人的认识已经落后于日本220年了。可是我国陆渊雷先生是在1930年以前在讲稿中就提出这一看法了)长泽先生又说：“费氏论述道，在现今使用的《中医内科学》中写有治疗风寒证感冒时，使用13味药组成的荆防败毒散。但若从这种证状考虑，应该用4味组成的经方麻黄汤治疗。这实在是鲜明的对比。作为现代的中医对于同样的病症，按证候分析，必须用辛温散寒组、解表退热组、活血散风组、宣肺理气组、祛风除湿组，每组的味数2-3味，这样全方共有13味来治疗风寒证感冒。因而为了减少药物的种类，最好找出以五种药组中，有多少同时起作用的药物。后世医家和仲景的差异，就集中在药物选择方法和有无药物配合理论，这两点上了。”
下面再谈谈日本中医最高权威伊藤清夫的论述，他虚怀若谷。这一论述与我的拙文关系不大，供人思考，今抄录于下：
“我对当初经络学说持有朴素的疑问，作为人类生物的个体有关来讲是能理解的。但所用的数量较多的生药和人类相同，其中一个一个的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世界。在人类的经络中，是对该生药简单地的分配吗?
“考虑到人类的复杂性，对生药的思考是否过于简单。这一朴素的疑问，至今犹存。
“西洋医学把生药成份仅看作几种来思考问题，应认为思考方法是不完备的;(中医)而把生药作一个简单的成份来考虑的思想方法，也是不完备的。在把生药复合使用的治疗中应当思考的问题还很多。”
我国的《南方周末》报5月24日刊载了宋力远的文章，说在2001年世界召开的中药与天然药物讨论会上，美国医学界颇有成就的美籍华人耶鲁大学郑永齐教授说，西药是单个的化合物，它是以专治单一的疾病为靶点，对于不是一个靶点所出的问题，就不是最好的药物。中药是混合物，是很多的化合物。
其最后一句和日本的伊藤先生所说：“西洋医学把生药成份仅看作几种来思考问题，应认为思考方法是不完备的。”这是在1992年所说，可见日本的一个中医学家并不比美国的著名的西医学家落后。
他对于我这篇拙文，只提出两点：一是发现对《伤寒论》应该注意的事情，即它的出世应用的年代比其著作晚了近千年(宋代)。他说：“我们因接触古代文献较少，就很难注意。”他的这句话是谦虚是客气，我很难说。我深知我读的古代文献远不如他多。另一点是他的下面所说：
“应当注意，在中国也具有如费氏那样观点的学者;同时也应接着思考，必要时对我们自己从事的日本传统医学的本质进行充分的探讨。”
没有想到一个中国中医界的无名小卒，写篇论文寄到日本，竟能得到如此重视。可见其对中医事业的负责程度了。
从矢数先生邀请伊藤先生研究我那篇拙文的发表后，伊藤先生决定请精通古典文献的长泽先生写一篇评论，一并发表。由此可知两人是非常真诚的朋友。由杂志的每期来看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可见他的权威身份，差不多快到执牛耳的程度了。
附带说明:我向台湾投稿六篇,刊登在《中华日报》陈立夫主持的副刊《中华医药》上,适值要编《中华医药专辑第十五集》出版。编缉部来信说,是否愿编入专辑,但没有稿酬。出版后赠书两册。
此书出版后,被侨居于新加坡的我国著名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王先生购去一册。读后,用探听的方法给我寄来一信,信中赞扬我写的文章,使他颇受启发。他说那篇《研究伤寒论临床应用的三大奇人》(内有孙思邈、吉益东洞、陆渊雷原为分篇刊出)中,他向我询问陆渊雷、吉益东洞的著作那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