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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学习中医的道路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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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我学习中医的道路上(下)

  四、我投稿海外的反响与看法

  我将文章投往海外,是因国内中医界各杂志皆拒不刊载无中医职称的人所写的文章,不得已请我的日语老师夏洪秋(属高级日文翻译人材)先生译成日文,试寄往日本。后知第一篇《仲景方治验五则》刊载于《汉方临床》(1991)第38卷第11号,第二篇《少阴直中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刊载于此杂志的(1992)第39卷第1号,以后才是前文所谈的第三篇《对伤寒论临床应用的认识》。第四篇《温病与大青龙汤》,第五篇《陆渊雷所著两个今释是别开生面的伟大著作》,因文章过长,杂志分四期刊出,自(1995)第42卷第12期至(1996)第43卷第1、2、3期。这是我惟恐年深日久,陆氏的著作被埋没,特作向日本介绍的。以后知道日本人也早有此书,但是尚未译成日文。总计在日本杂志上前后共刊载五篇。

  又1995年夏初,在台湾的老同学回大陆探亲,返时途经我处,他们见到我在日本发表的文章后,建议我向台湾投稿,既不用翻译,又有稿酬。自此年终12月份刊登一篇后次年连续刊登11篇,换了编辑。约一年未登我的稿件,后又登了我的稿件,并来信说,只要我写稿,他们总是能刊登的。最多一月曾登过五篇,至1999年春,在台湾共刊载了44篇。听说又换了编辑。

  现在谈谈1992年投向日本的我写的第三篇文章《对伤寒论临床应用的认识》。投稿后接到日本编辑部办公室人员的来信,称专家说我写的文章甚好,并问我在学校任什么官职?就在同年8月此文得在日本发表。在论文之前有伊藤清夫的《日本汉方诊疗的现状和今后之展望》,后有长泽元夫先生的《读费维光氏的论文后》,两篇都是与拙文有关联的文章。因发表在同一杂志上,所以我能看到。

  谁知事隔七年,又看到了日本对此文的有关评论。友人李军先生在外地购得一本《日本传统医药学发展与趋势》送给我,知该书为日文中译本,内载我国卫生部长张少康先生的序言。该书64页有矢数道明先生和藤平健先生的谈话,现抄录如下(谈话时间是1993年):

  “藤平:《汉方临床》(1992)第 39 卷第 8 号刊登了中国济南联合大学副教授费维光先生关于日本《伤寒论》研究的文章,其中对日本《伤寒论》的研究,几乎全盘加以肯定,令我意外。”

  “矢数:费维光先生原来的专业是工学,他是自学汉方的。”

  “藤平:他的确学得非常好,见解很公平客观,很有水平。”

  矢数先生与藤平先生都是日本的中医权威,矢数先生更可说是最高权威。他生于 1905 年,谈话时,已是 88 岁,估计藤平先生可能小一些,恐怕也是 80 多岁了吧。两位老人对一个无名的国外作者的姓名情况也记得如此清晰具体。他们对中医学术问题的重视也可想而知。

  我对两位日本中医专家的谈话说明如下:

  我那篇《对伤寒论临床应用的认识》一文,原是写给国内青年学子看的,对初学中医的人来说,应首先以经方临床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而研究后世方。当然也可以专攻经方,以免受“视经方如虎狼”的不良影响。在我的这篇论文中,并不是评论日本学者对《伤寒论》的研究,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这种评论能力,最多不过是将国外的研究成果译成中文供人参考罢了。

  矢数先生说,我是自学汉方的,藤平先生说,的确学得非常好,这是给我莫大的荣誉。本来我以为中国的中医和日本的汉方是同一概念,只是两国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但经过日本学者多方面地解释,我才明白其根源虽然相同,但自我国的清乾隆时期开始,其发展就大相径庭了。

  从译书中知道日本中医的先进性后,我又学了日文。时至今日,我向陆氏著作和日本学者学的主要是经方,可惜我资质不敏,我只学会了在治病中,百分之九十五的用经方,还必须用少数的后世方,得到矢数、伊藤两先生竟如此赞许,使我极感荣幸。

  藤平在这里说的副教授,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中医副教授。我曾在回答日本人的信上说,我没有医学职称,退休时只有机械副教授,但日本发表这篇论文时就称我为副教授,以后在海外也人云亦云混称副教授了。

  以上是两位日本中医权威,对我在近几年的文章评论与我的认识。现在再谈谈1992年那篇论文发表时在同一期上刊载了伊藤清夫先生和长泽元夫教授对我那篇论文的评论。现在先看看长泽先生是怎样评价的。

  在我那篇论文中共叙述了三个问题:一、《伤寒论》的六经与《内经》六经的不同;二、仲景书中多有非仲景文字;三、仲景的辩证论治自与后世医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