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感冒第一阶段是怎么治疗呢?请按患者的症状：有汗或无汗，害不害冷，带不带喘，是否全身疼痛，带不带呕吐，上午不发热到下午发热，乳幼儿不会说话，以背上无汗即表示害冷等症状。分别用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小柴胡汤、白虎汤、麻杏甘石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真武汤、五苓散、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等。以上各方既可用于小儿，老人、成人的感冒初期，也可以用于全感冒的各期，不过只按要求对症下药。
以上各方大多都是属于解毒剂，恢复体温是必然的现象。当然也包括不发热的感冒。它们与打针退热，不能同日而语。用温病学治小儿发热确实有效，但病症一复杂，辩证确实不易，只有名贤，大家才能做到。我认为他们所著书籍和《伤寒论》还是不能相提并论。前面已经说过孩子(包括成人、老人)发热，用一律打针的方法不对，这是陆氏的第一个“非是”。现在来看陆氏的第二“非是”，即把治疗感冒的各种解毒方剂，如西医看成退热剂，也是不对的，请看以下试验：
今有张丰强主编《中医名方应用大全·现代方证学》中采用了《新中医》1985年9期李风林对麻黄汤的试验。
我们不看麻黄汤的试验,先明确应用麻黄汤的对于发热病的条件。《伤寒论·太阳病中篇》有“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即是。后人在使用中明确了四个条件:发热,恶寒(风),无汗而喘者或无喘而有全身骨节疼痛者。
但是从李风林先生的试验中,竟无一患者能符合麻黄汤的条件。即共试验发热在38℃以上为167例,总有效率为94%,无效为11例。其中条件为发热恶寒者84例,发热恶热者70例,发热不寒恶热者13例。所以这167例中,无一患者具备麻黄汤证。试验的结果,也就在中医方面毫无意义了。这正是陆氏所说把太阳病正方如麻黄汤之类,不能无条件地作退热剂用的。但就李风林先生的试验来说,对我国的中医学者们,不知能改变一点“视经方如虎狼”的心理吗?李风林先生这样的试验,当然一般中医医生不敢。另外,也看出李风林先生,绝不是中医了。为什么《新中医》和《中医名方应用大全》先后选入他的稿子呢?这是经方发展的方向吗?
陆先生最后提出的两个"非是"这句话,它的科学性、学术的深入性,在七十多年后,方知它的正确。如此先看我校一例:
我们学校前几年艺术系有一位青年教师,在暑假期间,夫妇带一五岁孩子去北京旅游。到京后孩子突然发热39°C。在济南孩子发热皆服中药,花费不过十元或二十元就痊愈了。因此在京找了属于三大医院的一家,用较高的价钱挂了一个中医号。谁知进了医院,就打吊针,一口中药也未服,三天内大人孩子吃尽苦头。孩子的体温总算下降为37°C了,其费用高达800多元。经济还在其次,主要的是增加了不堪的劳累与痛楚,这样就很快回济南了。
如果能学陆氏的《伤寒论今释》的话,以《伤寒论》上不作加减的原方(共十多首),即中国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方剂,来治疗感冒,这是远远优于西医打针的办法。但万一怀疑不是感冒,可经过西医检查后,再服中药。如果这样,不要说国家不需耗费大量的资金进口新品种的抗生素,就是避免了孩子打针时嚎天动地的惨叫,更可以避免有的孩子打针造成聋哑而成了终生残废(如我们机电系一位女教师向我谈及她北京有两个表姐,因年幼同时发热,打针成了聋子,现在已经40多岁,在家养着)。用《伤寒论》的方法来治疗发热,这是有多么重大意义的事啊!
(四)学习陆氏的著作后对经方有了入门的认识
我学经方只知道它能治病,由于陆氏著作中对我们没有虚假语言,也没有高级的什么难懂的概念,如五运六气之类,使我迅速获得了大量的中医药知识。知道学经方最好多重视临床。如果本人万一有病,如感冒,即是亲试经方的好机会,当然开始可以试服煎剂一匙或两匙。经方的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可提高对经方的认识和应用的胆量。
以下是我在中、日文献上还没有查到的,我作过试验经方的几例:
(1)大青龙汤能治疗一切温病与伤寒,这是从我自身试验得出的(受日本大村光明的启发,见《大青龙汤及其医案》),用时请注意我用的药味剂量。
(2)大都读过《伤寒论》上的小柴胡汤能治咳嗽,为什么用后不灵，这不是加减问题。经过临床试验，方知不呕不吐，用之是无效的。
(3)四逆汤本来是用于治疗四肢冰冷的上吐下泻证，我用此方一剂治愈了一个在山东工业大学出生十个月的乳幼儿的上吐下泻证。但此幼儿并不是四肢冰冷，而是四肢温暖，本来应用理中汤几剂是可以治愈的，我则用此方作了试验。
(4)大建中汤本来用于治疗腹内重症虚寒各病，我用此方治愈了本系一位吕姓青年教师，其症状为自觉肚脐内进冷风，睡觉必须抱着枕头，方能睡着(见《大建中汤》方)。
(5)半夏厚朴汤本来用于治疗梅核气，我则用此方四十剂治愈了十三岁吕姓男孩的咽中水瘤。
(6)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本来用于治疗冻手、冻脚。我则用此方六剂治愈了赵姓小儿脚热病及其母亲的脚热病。
(7)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本来用于治疗腹内胀满，我用此方治愈了中学许姓中年女教师的腹内疼痛。
以上数例，大多数是摘自我的《经方医案选》，在我对经方还不敢加味的水平下，只是把经方用于临床的一点心得。
(五)陆渊雷先生的生不逢时
陆氏本是当代的中医界的伟人。只是生不逢时。所以陆氏的现代医学理论，长期被人视为异端邪说。今再录一段《伤寒论今释》如下：
“是以鄙人治病(研究中医)。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此《今释》之所以命名也。古书理论及旧注之不背科学者，间亦援引(有时也引用)。至于旧说沿误(传下来的错误)已久，深入人心者，辄(总是)据科学以驳正之。非敢求胜前贤(名家)，亦冀(希望)中医学有所进步耳!凡百(各家)学术，莫不因其所已知，从而推究实验，以求其所未知。若已知之理论为谬妄(错误)，则所新求之新知，将愈益失真(更加错误)，此理甚明。而訾吾者(说我坏话的人)诋为失却中医真面目，斯可异(这是不可理解的)也。”
陆氏认为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故有“斯可异也”之叹。其实中医界旧说拥护者，在二千多年传统中医文化中，经朦胧古书之熏陶，留传治疗之神话，理论医案堆积如山，一生尚学之不尽，闻听陆氏在课堂上所讲，又是如此非驴非马，无人反对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陆氏生于1894年，幼年跟其父亲学过医学。自1914年20岁任教于武昌及上海等6处高等学校讲授化学等课。业余时间，遍览各家中医名著，渐萌弃教从医之志。他做学生时便致力于医道，当1925年上海恽铁樵创办医学函授学校，陆氏致函恽氏，奉上学费拜其为师。恽氏退其学费，聘为家庭教师，并邀协办函授学校。1928年陆氏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陆氏名声大震，时年34岁，次年，又与别人创办上海国医学院。三校的讲稿，即1930年出版的《伤寒论今释》，此书脍炙人口，字字珠玑。1955年陆氏去世后，国家又出了第三版但为修订版，其间陆氏有所增减变动，这是他学佛以后，已非从前风貌了。
我认为陆渊雷先生能完全抛弃传统医学的旧注、而用现代医学的观点著成的《伤寒论今释》与《金匮要略今释》等，是伟大的划时代的中医、西医学家。可惜他解放前早已学佛，国家虽给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顾问，但他已无法返回医道。
陆氏学佛一事我的猜想是：恐怕解放前有人告诉他，你这一搞，岂不是砸了那些老而无能的庸医们的饭碗。陆氏闻此言后，可能有旧的传统医学理论已被打破，自己无意中成了罪人的认识，才使他萌生“遁入佛门”的想法。
陆氏在写《伤寒论今释》和《金匮要略今释》时，就大量引用了古代人、日本人的著作，被日本人称誉为引用他们国家最多的一种著作。但他并不停留在单纯的引用上，而是有褒有贬，以表明他的态度，这可能使他自己也受益匪浅。中医是中国发明的，这是全世界的国家都知道的。如果我们抱着老祖宗的这份遗产，向世界炫耀以便于竞争市场，而未考虑世界各国接受新鲜事物之快，中医在 50 年前或更早已为外国人非常注意了。而日本人则是先知先觉者，他们自江户时代，已经大力发展中医了。一般百姓，还以为中医我国最高，实际上中医的头领，已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了。再重复一下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医学家章太炎先生所说:“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
我学陆氏的著作,自觉比学后世方容易得多,有以下几点体会,以供青年学子参考:
1、经方的效果,远远高于后世方。这可能是由于来历的不同,只有通过临床来验证它的效果。
2、如一首经方对某患者的慢性病有效,要想根治,不用加减此方,有的人可服少数三至六剂,有的人必需服40剂或更多方可。
3、学经方不在于临床加味,但并不排除临床加味。它不像后世方那样,如二陈汤,几乎处处加味,方可治病。
4、日本现阶段的中医高于我国。我国只能抱着先赶上日本,以后再想怎样超过他们。
原载于2001年10月11日《校友通讯》总31期,后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