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幼波论治学要严、博、创
北京中医医院
一、“严”字开的头
我幼承家学。六岁读私塾，在老师与家父的严格管教下，熟读四书五经，并尝书法;九岁时，曾在街头当众挥毫书写春联，路人得之以求吉利;十六岁，与家兄随父学医，伺诊左右。我的父亲关月波，是北京地区名医，擅长内妇儿科，对于时令病、妇女病更有独到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受滋阴派朱丹溪的影响，倾向于“阳有余，阴不足”。他体会：“天花、麻疹、猩红热等，属于瘟疫范围。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气分不发病，在血分才发病。所以，在治疗时，一定要加用凉血活血的药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参、麦冬、生地等，自始至终注意养阴为佐，亦即解毒养阴、凉血透表之法。”由于当时瘟疫流行，他曾将自己的经验方做成“瘟疫灵丹”，加引吞服，简便廉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对于妇科病，他以四物汤活血为法，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面，他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的来看，虽然方药平平，但因辨证精当，疗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送金匾一幅，匾中八个字，两行排列：“儒达乃医，医明是医。”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为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
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要略》《伤寒论》，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诀》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熟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容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对不要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在父亲抱病期间，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去世了。从此之后，我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
二、“博”字铺开路
父亲死后，我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这店实际是贫民窟的一角，故与我交往者尽是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我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直接经验。
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 4-6 点，我为下午 6-8 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医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谈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口腔溃疡、白塞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
笔者按：我 20 世纪 80 年代带一批西学中的军医，其中一部分人是关幼波老大夫的学生。关老说，他用康乃安老大夫的“鹅口散”挣的钱买了一座四合院。由于学生的要求，关老把方再传给学生，我也从他的学生那里知道了“鹅口散”的药方。古人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知后如获至宝，现写在我的笔记里，与同道同享。
“鹅口疮特效方”
处方：五倍子 9 g，雄黄 3 g，冰片 0.5 g。
制法：上三味药共研极细。
用法：凡士林调匀外用。
主治：口腔溃疡、白塞氏病等。
1953 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医刘凤武对桌应诊。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当时我把所能接触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勤学，不耻下问，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医学的知识。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于肝炎的治疗，除清热利湿法外，还流行清热解毒之说。我又发现南方某肝病专家善用芳香化浊之品，对于改善症状和肝功能疗效尚好，我立即扩大使用，于是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解毒的方药得以验证。
三、“创”字展新图
医古不泥古，学术力争创见。在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过程中，对于古典医籍和近世先贤著述，医者既要熟悉，但又不能受其束缚。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例如，对于黄疸，除了同意“湿热相搏”乃生黄疸的传统概念外，我对于“疫毒”传染有关的学说也比较重视。我体会到，在病理上，湿热羁留气分，不会出现黄疸;而湿热为胶固之邪，入于血分，瘀阻百脉，逼迫胆汁外溢，浸渍肌肤，才能出现黄疸;若湿热蕴毒，则血热沸腾流速，胆汁横溢，除黄疸日益加重外，尚可出现衄血、呕血、皮肤出血斑点、赤缕掌红、蜘蛛痣等，甚至毒热弥漫三焦，侵犯心包，而见高热烦躁、神昏谵语等危候;若湿热凝结，更加胶固黏滞，瘀阻血脉，脉道不通，则胆汁更难循其常道而行，黄疸更难消退。所以，在治法上，除了遵循传统的清热利湿之剂，又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的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