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学院，当代上海名医
一、治学三变化
程氏治学，可分三次变化：
始则杂而不专，仅是一般的从师与学校二个卒业，奠定了做医生的基础，而一无特长的时期。继则由教学而专于《金匮要略》，是为由杂而专的一变。
三十六岁以后，则博涉群书，大约除《千金》《外台》《本草纲目》等巨帙鸿篇作为备查外，其他名著及清代各名家无不泛览，每读则多加笺批，这是由专而博的一变。
四十二岁以后，则如上文所引，“书不求多，数种经典已足”，而且“缩为五六言歌诀，以便诵读”，认为这样做是他自己“晚学之始基，亦即补读之一法”。这第三变是由博而返约，由粗而入精，到了炉火纯青、无远勿届、无往匪适的程度。古人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个“道”字是讲的为政达到“至治”，也可以借喻为治学的最高境地了。
二、用药三阶段
第一阶段：以大刀阔斧见称，即他二十八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这个医院是慈善性质，用所捐基金施诊施药为贫苦人民服务。当时伤员多是皮毛致密而肠胃薄弱的劳动人民，即医书上所谓“藜藿之体”，特点是挨到病重了才来治。治疗这种病例的要求：因其栉风沐雨而表实，故表散宜重;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攻下宜轻;但病多久延，势已转重，邪实正虚，故须求速效。程氏此时，正如初生之犊，以其坚决敏捷、剽悍迅猛的药方，挽救了许多危候(疾)。惜此期医案已散佚无存，仅流传两例：一是阳明狂热，用石膏四两，日再服(日服量至 240 g);二是阴寒症，在较短病程中，附子总用量至 500 g 以上，均能迅速转危为安。这一阶段不过四五年。
第二阶段：是以轻清灵巧为主，乃自设诊所时期。病家都是中上层分子，是所谓“膏粱之体”，不经风雨、脑满肠肥的表虚里实之体质，用药必须有大幅度的转变，才不致偾事。程氏以经方的精练为主，配合时方的轻灵，既存有其师丁甘仁氏的平淡法，又正在猛学叶天士，入其堂奥而啜其英华。凡药对法、大小反佐法、相辅相成、相反相须、轻以去实法、重药轻用法、轻药引经法、《伤寒论》方用于温热、《温热》方用于伤寒、温病顺传逆传以及“四柱”(卫气营血)等学说，均于此时通过实践而加深理解，逐步发扬，即成为上海当时有名的治疗温病伤寒名家。
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对“轻以去实法”有独到之见。大约在他三十至四十岁这段时间，其用药轻灵，例如麻黄只用 0.6-0.9 g，还须水炙或蜜炙;桂枝 0.3 g 煎水炒白芍，桂枝煎水后不入药;陈皮、干姜用蜜炙，半夏用竹沥制;豆蔻、缩砂用壳，川朴、佛手用花;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须炒松或用砂仁、木香、蛤粉捣拌;又常用香稻叶、野蔷薇、枇杷叶、蚕豆花、金银花、地骨皮、生地、青蒿、藿香、白荷花、荷叶等蒸露。这些炮制方法或进一步用法，目的在于制约药物辛散、苦泄、温燥、滋腻的偏性，或者取其轻清芳香。还有杏苓朴、杏蔻桔橘、杏蔻薏、枳桔苓等同用，虽都是《温热论》和丁氏常法，但程氏尤能运用自如，遵从“三焦为决渎之官”“上焦如羽，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内经》旨意，相应地采用开上、宣中、导下三法，可谓善用古人者。
在他四十岁以后，用药渐重，这又是由于服务的对象有了变化，劳动人民求治者逐渐增多之故。
第三阶段：是复方多法的创造。程氏晚年，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医院去，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积劳致虚、反复感邪，以及湿热瘀滞的兼夹，导致病情错综复杂，自有其特异之处，应在治疗上有所变化，所以相应制订了“复方多法”的治疗，糅合经方、时方，冶为一炉，温散、疏化、倡导、渗利、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祛瘀、清热，凡诸治法掇合于一方而兼顾之。由于他有仲景、叶天士选药的特长，能如天孙织锦无缝可寻，驱使诸药，如水乳之融合无间，读者醰醰有味，叹其配合之妙而无五角六张之嫌，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一方兼顾，而取得较快的疗效，并使病员体力得以较早恢复。程氏知机识兆，警惕性高，反应敏捷，能根据病变先兆先事堵防，而临变又能果断处理，不稍迟疑，非学识经验俱臻上乘是不能到如此境地的。他常说：“医者不但要知常，贵在知变;变化之来，又须临事不慌、指挥若定，才能应变和定变”。所以，他鼓励人多读书，今日读此虽觉无用武之地，他日遇见此症，则灵感自来。“若不熟烂于胸中，安能应变于俄顷”，这真是至理名言，令人信服。
三、论苦辛开泄配合法
程氏常用的辛苦开泄配合法，如川连配半夏，山栀配橘红，川连配生姜或干姜，川连配苏叶，黄芩配半夏，生姜配山栀等，以治湿热交蒸，其中有五种意义。
1.是“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的“从治”，即“反佐”法。因为苦从燥化，燥与热同气相从，所以苦寒能清化湿中之热。
2.不致因单用燥药燥湿而助热、单用凉药清热而助湿。
3.辛能“开湿于热上”，苦能“渗热于湿下”，湿能开，热能泄，则不致湿热混淆，如油入面而胶固难化。
4.三焦的湿热系交蒸而混合，与脾湿兼胃热之湿热分开者不同，故不用苍术燥太阴脾湿，也不用石膏、知母清阳明胃热(湿热分治)，而宜用湿热同治的“苦辛分化”法。
5.也是一种“相反相成”药对法。湿热交蒸上见于舌苔，则为黄腻或灰兼黑(不是白腻苔上罩黄色，也非白腻厚苔，或白滑苔，或白如积粉苔);湿热蕴结于胸中，气机不宣，肺气失于清轻，则有胸闷不舒、胸痛等症状;胃中浊气弥漫，失其降和宣化之能，则干呕或泛恶;湿热相结，其湿多者为口腻苦或甜，热多者为渴喜热饮，饮水不多或水入泛吐等症。
四、论甘麦大枣汤和百合地黄汤二经方
程氏对此二张《金匮要略》方的配合和使用，有深切的体会，曾著文论述之，今节引如下：
甘麦大枣汤不独治妇人，亦主男子;若做妇人专方，则失之狭隘矣。叶天士生平最赏识此方，在甘缓、和阳、熄风诸法中用之最多，散见于肝风、虚劳、失血诸门，头眩、心悸、胸闷等证治中。所谓脏躁者，脏，心脏也，心静则神藏;若为七情所伤，则脏躁而不静，故精神躁扰不宁，致成所谓“如有神灵”之象。甘麦大枣汤诚为养心气、润脏躁、缓肝急、宁烦扰之佳方。此指《难经》“损其肝者缓其中”，《内经》“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意，故对情志伤肝而肝阳、肝气亢旺者，可用此方缓肝和阳。
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用，以治情志偏胜之病，更有殊功。《内经》所云“肝藏魂，心藏神，肺藏魄”。凡表现为神志不安，魂魄不宁之状者，皆可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