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中医顾问
章先生的学识是十分渊博的，对仲景之学和明清崛起的温病学说都有很深的研究。他对中医学一个突出的贡献是融寒温二家于一炉，在温热的辨证和治疗方面展现了独特的风貌。纵观祖国医学的演变，他深有感触地说：“宗仲景者每歧视清代温热家言，而温热家亦诋毁经方，互相水火，历三百年而未已，其实均门户之见而已。”他生平很推崇王旭高之学，认为：“王旭高师法天士，于仲景书亦深达有得，故所著俱切实用”。章先生治学，无门户之见，无派别之争，采众所长，避其所短。他认为，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延伸与发展，不应当划分鸿沟。他虽然批评清代苏医治热病有轻描淡写之处，但认为其用药轻灵亦颇可取，而注意保存阴液、增强抗病能力的方法是十分正确的。他治疗热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这与吸取苏医之长有关。
温热病的治疗以保存阴液为要点，因为阴液是抵御温邪之根本。病邪之进退，取决于阴液的消长，而温阳强心则似乎是伤寒家事。其实，热病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患者禀赋的差异、受邪的强弱，病变岂止伤阴一端。例如，温邪虽易伤人阴液，但发热汗泄，阳气焉有不伤残之理;至于病变至危险阶段，正气不支，总由阴竭而伤阳，由阳亡而脱变;再有治疗失当而药误者，见热而浪投寒凉，病邪未却而心阳将脱，更是岌岌可虞。章先生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深刻地认识到热病保护气阳的重要性，特别是热病若病程较长，或病入极期，正邪交争以至决定阶段，若正气尚可支持，医者则有从容之机，与病邪相周旋，若心力不健，极易昏痉厥脱致变。斯时热之高低已不足以判断疾病的转归，而心力之健否则是病情能否逆转的关键。若神气萧索，迷蒙呓语，脉来糊数，或脉微欲绝，或脉沉细而不鼓指，或两脉有歇止，必须着力扶正强心，保护阳气以固阴液。若辗转徘徊，势必两败俱伤;若投清温开泄，则祸不旋踵矣。
热病进温补，章先生还得力于张景岳、喻嘉言两家。他对张景岳治京师一少年，舌焦神愦，以大剂温补得生的病案，有很高的评价;对喻嘉言治虚人外感，于解表药中加参之法，亦有深刻的领悟。凡此，均变法，非常法也;但不知其变，亦不足以应付病情之万变。温补法的应用难免遭人非议，而先生但求无愧于心，表现出很大的胆识与魄力。《冯氏锦囊》所载全真一气汤(人参、熟地、麦冬、五味子、白术、附子、牛膝)，先生最为常用，以其温阳而无升浮之弊、育阴而有化气之功。例如，他对湿温(肠伤寒)只要有心衰之端倪，多用此方化裁，高热亦在所不忌;若兼见谵语迷蒙，则加胆星、川贝、远志、菖蒲之类，甚则加用紫雪丹之凉开，一面育阴扶正，一面慧神祛邪，采取了振奋机能以消除病原的手法，这一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加以继承。
湿温(肠伤寒)，其病灶在肠，日晡热高，属阳明病，亦即中焦病，初中期多呈现气分证，两周以后当警惕邪入营血，导致肠出血。对于肠出血的治疗，先生从《伤寒论》葛根芩连汤悟出“苦以坚之”之法，并谓“此类方药多能收敛肠黏膜”，如川连、黄柏、荠菜花、白槿花、苦参、银花炭、生地榆、乌梅、白芍等，这类药既有直接针对病原的意图，又能防止和治疗肠出血;当然，出血过多，气随血脱，又当温摄，不在此例。
先生对药物的研究很有独到之处。如望江南治热病便秘，每用 30 g，十分安全。紫花地丁长于清热解毒，又擅解疔毒，先生移用治温热病，殆为排泄毒素。又如，蚤休，除清热解毒、抗风湿以外，还可熄风定惊。先生认为，蚤休所以能定惊厥，无非通便而已，一语道破真谛。先生常用葛根，生用既长于解热，又能生津养胃，呕家不忌，殆取其镇静、解痉之功。桔梗法于《金匮要略》排脓散，用于治痢，白头翁苦寒以坚之，参以金元，用归芍和之;白槿花一味，陆定圃盛赞其痢之功，单味应用治痢，民间广为流传。如此斟古酌今，精心锤炼，宜乎“其力更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