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中医药研究所
先师刘大绅(1864-1930)，号缙庭，长沙县槊梨市长桥人。20 世纪 20 年代，长沙民间流传言：“长桥柳，出名医”。其以医显者柳介庐，寓长沙琉璃世界;而以医隐者即先师柳缙庭，寓长沙静乐庵。
先师与同时之名医郑筱琼、彭咏伯相友善，每于晨起即相会于天然公茶楼，纵谈各自学术思想及临床治验。郑为肾命学派，对《薛立斋医案》《景岳全书》手不停批，以长于温补而见称;彭为温病学派，对叶、薛、吴、王之学研习颇深，以善治温热病而名噪。先师钻研《伤寒论》，究心于《医宗金鉴》及陈修园、叶天士之学，不仅善治外感，且长于内科杂病。郑、彭二老因学派不同常争至面红耳赤，而后质于先师，师一一剖析之，尝曰：“不平则病，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且时有常位，气无必然，况乎人之素质不同。业医者当如操舟之工、临敌之将，岂宜先存成见!”两公虽首肯其说，然不相让，自矜如故，然而其情深谊笃，数年如一日，约会则争为东道主，晚年过从尤密。郑老曾笑谓余曰：“汝常在此观战，各家巧拙，当悉罗胸中矣!”“当仁不让于师，亦可自抒己见!”自此，余更得以随时执经问难，承三老不吝指点，遂奠定余博采众长之治学方向。
日久，自忖专习《伤寒论》不如博览各家学说之有益，先师谆谆告之曰：“《伤寒论》上承《内经》，下启百家，乃辨证论治之准绳、临床应用之基础，准绳不握则章法紊乱，基础不固则学无根底!”
一日，余随师应邀至长沙南门口广货店出诊。时已黄昏，其家人环泣于病榻之前，主妇急切求师诊脉。师命燃灯，则见患者昏厥如尸，四肢冰凉，脉伏不见，抉口察舌，舌质赤而苔黑如煤，舌尖起刺，目睛红，唇干而不知索饮，大便泄水而极臭。师按其胸腹，诊其趺阳，俯首若有所思。忽闻室内有药气，询煎何药，主妇即言载满郎中所处之方药，可否先服一剂?师检视其方，系四逆汤加人参。师谓余曰：“此老为肢冷脉伏、大便泄水等假象所惑，而将睛红、舌赤、胸腹灼热如焚，尤其小便赤涩、趺阳脉搏动有力等热深厥深、阳极似阴之证诊断为阴证，诚千虑之一失也。”乃疾书犀连承气汤，尽一剂，下溏臭粪一盂，人即清醒;续进一剂，肢温脉出，口渴知饥;以竹叶石膏汤善后，糜粥自养而愈。由此，余遂坚志以学《伤寒论》。
每跟师应诊，师反复强调须“一证一得”。一日，出诊于天心阁，患者同胞两姐妹，同患麻疹，其姐发热面红，目赤畏光，苔黄纹紫，两腮疹点微现而色红;其妹面白身冷，微微汗出，偎于母怀之中，苔白纹青，疹点隐隐可见，面色淡红。师试之于余，余曰：“均应透疹，宜宣毒发表汤。”师曰：“前者固可，后者断不可!”乃为其妹疏以桂枝汤，并再叮嘱病家，此药只能煎服一次。归途中师言，此二女当夜皆可透疹，次日果如其言。余对用桂枝汤颇不理解，师曰：“善诊者，先别阴阳。临证时须知顺逆，慎思之，明辨之，而后方可言立法处方用药，并剖析明晓。其姐顺证显见，法当辛凉宣透，故用宣毒解表汤以助之，其疹自透;其妹正气不足，营卫失调，表邪未解，疫毒内伏，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则阴证见阳证，其疹必透;若再服一次，则有助热伤阴矣!”似此一证一得，且学且练，明于理法，验于方药，日益心领神会，故常为师所嘉许。
先生治学谨严，经验宏富，耳提面命，诲人不倦，可谓师惠无穷，故至今尤未敢少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