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作为最基层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拥有大量病人的临床实践基础，在日常医疗实践当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些实践经验、体会及见解，也经常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医疗实践工作中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将其产生的新颖的经验成果、方法技术，以及自己独到的见解体会，及时总结，再能准确无误地以科技论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就医生而言，论文也是医务工作者表达自己见解的一种重要地交流方式，同时也是反映医务工作者医学知识以及智慧能力的必要手段。然而，作为最基层的乡村医师，要完成一篇像样的论文，并能顺利地最终发表公之于众，也确实必须逾越面对的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障碍当然主要还是我们乡村医生的基础水平差的问题，还有公共社会的认可问题。前者理所当然地影响和加重了后者，因而作为乡村医生，即使你费神把力的逾越过第一道障碍，但这第二道无形的障碍，也往往成为影响论文成功发表的大问题，回想起自己数年前曾经为了论文的发表，劳神找人，费尽了周折，最终也未能如愿，至今想起，感慨良多。
2001 年以来，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郑钦安的《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现简称为“火神三书”，并经常在临证中实践应用，体会到郑氏的重阳扶阳理论与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一脉相承，是对伤寒学说的继承和发挥，是伤寒学说的延伸，其重阳扶阳理论及方法见解新颖，治法奇特，不囿时俗窠臼，符合临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确实可以解决临床常见的不少难以认识和治疗的疾病的实际问题，遂对郑钦安学说产生了莫大兴趣，投入了很多精力。2008 年开始，利用诊余时间，开始计划撰写有关郑钦安学说的研究论文，准备从三个方面入手，题目拟为《郑钦安学术特色撷要》、《郑钦安学说热的原因及思考》、《郑钦安学说学习实践体会》。第一篇完成后，我一反过去写成一篇即拿去发表的常态，而一直压着未发。待三篇全部完成以后，我把它编为“火神派研究论文之一”、“之二”、“之三”，三篇总共约 20000 余字。三篇上下衔接，前后连贯，从整体来说，应该犹如一篇。我也自认为是我终生最用心、分量相对重要的论文，也蛮重视，修改了好几遍，最后打印成稿，准备递交本省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发表。
杂志社我比较熟悉，上次发表的文章，就是郭老师作为责编，和我联系文稿的修改和发表事宜的。因为和郭老师熟悉，所以这次我送稿去，直接就交给了郭老师，还特别和她说了：这是系列论文，我已把它编为“之一”、“之二”、“之三”。我还婉转地说了，最好能按这个顺序发表。当时也不知她是否听到我的意见，还是根本就没在意我这个乡医的意见，或是对乡村医生这个小字辈的意见，根本就充耳未闻，不得而知。反正一个多月后，她只选出了论文中的“之二”，版页都排好了，寄给了我，让我再修改一遍，准备发表。我一看急了，赶紧电话联系郭老师，再次辩解说三篇有连贯性，如果先把“之二”发表，剩下的头和尾就不好处理了。她还坚持说先发表了再说!我一时性急，就说了：如果先发表“之二”，那还不如暂不发表了。听了这话，郭老师迟疑了一会儿，想她可能出乎预料之外——从来给谁发文章，都是感恩不尽的，今天咋遇了这个“不识相”的?可能也生气——改稿、排页已经付出了劳动，已经计划好了的工作，咋能说变就变了呢!还有如后来桑教授说的“给了熟人面子”的好心，今反遇到了我这个没领情的。紧接着，郭老师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把别人都挤了，给你安排了，你又不发表了!我这里的稿子多的是，不可能按你个人的想法等等。说了好多，就差点没有直斥：你这个乡村医生，真不识抬举。我无言以对，只能给郭老师连声道歉，说对不起……
我当时之所以敢于违逆犯上而不愿迁就，就想着不光你一家杂志社，你无视我意见，我可以找另一家，随后，我就近去了中医药大学学报。
在学报编辑室里，我把三份稿子全部交给了编辑部主管老师，同时和他说了以前同郭老师说的一样的要求。主管老师收了稿子，登记、编号，放好以后，同样也是未置可否。
从楼上下来后，我想到了中医药大学的桑教授，他是研究医史文献的专家、省医史馆的馆长，又是长安老乡。原先在学术会议期间认识，我曾赠他《伤寒三字经》请他赐教，他回赠了由他主编的《丝路华夏医学辨析》，还领我参观过他主持的医史展览室。最后同他还是二年前在中医学院附院考试期间见的面，已好长时间未曾见面。今天来到这里，咋说就想去看望一下桑教授。找到他办公室，人不在。办公室同志说：桑老师现在已经退了，有时来，有时不来。和办公室同志告别，出来以后，就打了桑老师家中电话，是他爱人接的电话，说桑老师现在另一大学兼课，这会儿应该是在上课时间，停会儿你可以打他随身电话。没见上桑老师，我也就回家了。
大约 10 多天以后，突然接到了桑教授打来电话，说编辑部把稿子转到了他那里，让他审稿。他看过了，决定发表三篇中的“之一”，让我按约定的时间去他办公室改稿。听说先发表“之一”，我心里还很高兴，这不就对了吗!当时还暗自庆幸把稿子拿来交给了《学报》，又碰上了桑教授这个熟人，我自己最终还是胡折腾地选择对了!
见到了桑教授，我很高兴。相互问候了近况后，见到了他办公室堆积如山的书籍资料，和正在校对修改的书稿。得知他虽说名义上退了，但比过去还忙，现还兼《学报》的学术顾问和编委以及一些社会上的兼职，如若稿子咋能被转到他这儿。他说：过去的事务没少多少，约稿的，约编的，现在手头忙的这些都是无法推却的事务。但现在最大的好处是，感觉一身轻松，主要是不担哪些责任了。随后我向桑教授讲述了在西安杂志社的投稿遭遇过程，他听完后笑了，说：人家能给你发表，说明人家给你面子了，你就先发表了再说。我说：这个我知道，如若不是原先和郭老师认识，以我这个乡医身份，发表的机会或许甚为渺茫。但情归于情，事归事，你说，把我个系列论文，只抽出中间一篇发表，这剩下的让我咋处理?这个事情我就想不通，所以无法违心迁就。然而，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医药大学，桑教授也只给了我一次面子。
稿子实际上也没有修改的什么，是我校了好几遍，自己亲手打印的，因我以前也兼任过某“丛书”编委和杂志特约编辑，已改过不少稿子，也清楚杂志社的要求。文章不存在所谓硬伤，处理起来也就简单多了，只是校正个别字、符号，以及文后所附参考文献的格式符号。桑教授特别细心，要求我把参考文献的序号都必须对齐，又细看了两遍，发现没有一点问题，他才和我一块儿去编辑室交稿子。
编辑室里五六位同志，除主任张老师当年即将退休，其他年龄都不大，应该都是桑教授的学生。但我隐约感到，可能桑教授退休了，现在外校兼职，经常不来这里，说话谈事小心翼翼的，稍显拘谨。我当时还想，人老了，退休了，就和以前不一样，可能自己从心理上，自信心减退了吧?但也没必要，毕竟还是教授嘛，何必那样呢?!
出来以后，我的话题自然又扯到了下一步“之二”的问题，桑教授说：先把这个发表了再说。又同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起了：人家个郭老师没按你乡村医生意见来，看似任性，其实这也是权威刊物的矜持，若给你开了乡村医生专版，那刊物还有何权威可言;又说了前面说了数次的：人家能给你发表一篇，就说明已经给你面子了。可我这人性急心粗，我当时没有读懂桑教授的意思。
二个月后，收到了《学报》寄来的 2014 年第三期杂志两册样本，论文“之一”发表了。随后我给桑教授打电话报喜，其实也是心里想着顺便催促下一步咋办?我说：样本已经寄来了，文章已经发表了。下面想说的话我没有再啰唆，如再说自己就快像祥林嫂了，人不喜爱听反还显俗气，而我不用说其实桑教授应该心知肚明，我等他的意思。听我说完后，他当即说：好啊!这就行了!对了，这就好!接着就同我聊到了别的话题上，问我们门诊看病的情况，家庭儿子的情况等等，再也没有谈到下一步“之二”的事咋办，闲聊了数分钟就结束了通话。
打这儿以后，我才恍然大悟，这才回想起桑教授早就给我暗示，旁敲侧击过，而我这个乡村医生太实诚，还傻乎乎地一直蒙在鼓里呢!一直以为：把稿子转交《学报》这边，有幸又是遇桑教授主管，他也完全清楚我把稿子从西安转拿过来的缘由。我还总以为运气好，有桑教授关照，就应该没有问题的!然而谁能料到，这样的结局让我猝不及防，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其实说真心话，以两家杂志相较，还数人家郭老师那家杂志社办得好，在全省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发行量也大。以至于当初我的不足二千字的短文在上面发表后，曾有几位相互熟识的朋友向我打电话，或祝贺的，或相互交流探讨的。而这次这篇“之一”也自认为还拿得出手，但发表后，感觉到悄无声息，没有动静。二者相较，《学报》则相形见绌。这一点，桑教授也有同感，以至于这次在中医药大学初见到他时，他就说过我，为何不按郭老师安排，在上面先发表一篇再说，说我不该错失机会。
事情到了这地步，后悔也没有用。我心里郁闷的不行，思来想去，当初自己也任性，急躁，对不起郭老师，辜负了郭老师的熟人情分，反还得罪了她。放弃了本应该首选，影响较大的杂志，而转来《学报》发表，这本身就是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全的无奈之举，其实还不就是为了能使三篇论文能完整发表。这下倒好，颠来倒去，那边得罪了人，这边还以为运气好，又有桑教授熟人，还不是只发表了一篇，又无下文了。退而求其次是真的，但求其全而未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忙活了几个月，咱倒闹了个啥事?心里想着，无法再见郭老师，也渐对桑教授抱有怨言：杂志社让你审稿，发不发都由你说了算。文章呢，郭老师都审过改好排了版的，应该没有问题!你怕什么?难道怕替我乡村医生担责?人退休了，连自信也退了吗!
又等了一个月，看到确实没有希望了，我就给桑老师打电话，我说：您哪天有时间，我去学院把稿子拿回来。我本来思想上有些情绪，心里还盘算着去后见了桑老师说些什么?而桑老师则聪明过人，竟如神仙一样地感觉到了什么似的，他随即说了：这么远的，你不用跑了，后天我儿子回长安去，路过你那儿，让他给你捎过去!这不——想发牢骚都没有机会!
慢慢地思想平静下来后，我为这次的投稿历程好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个神经兮兮的莽汉参加赛跑，连颠带跑地忙活了一通，累得要死，待直起腰来一看，咋还在起始点上徘徊呢!
论文既然写出来，修改好了，还是想发表，投往埠外杂志社，我又不愿意。看着打印好的论文也犯愁，渺茫无助。心想自己一个乡村医生，谁能帮上我呢?这时突然想起了已经退休的老编辑洪文旭老师。洪老师多才多艺，文笔极佳，一生著述颇多，未退休前是编辑部大家公认的一支笔。2006 年时，我们在宝鸡参加学术峰会时认识，一连数日，和洪老师同处一室，相谈甚笃，一并开会、参观，他曾赠我他的《医文续集》及新著。他集编辑、撰著，一生和文字打交道。这种事情他应该经见得多，或许他能有办法。
某日下午 3 点，按约定时间，在红埠街中研院家属院家中拜访了洪老师。得知洪老师现在的退休生活很平静，也很充实，每天早上在一家专家门诊部上半天门诊，下午没事则在家看看书或写文章，用他的话说是“积习难改”。听说了我的情况后，他说，你可以直接找郭老师谈一下，说明情况，沟通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实在行不通的，我想到当时郭老师很生气，自己再也无颜面对郭老师，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他说再不行你把稿子重新寄去，或许郭老师并没当一回事。就按洪老师说的最后一种方法，这都是需要勇气的。我想反正自己不过一个乡村医生，也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厚着脸皮把稿子又寄去了编辑部办公室。
稿子再次寄出，一直没有音讯，最后还是犹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受此挫折，一段时期，对于论文及发表之事心灰意冷，再也不愿想论文发表的事。
论文发表不了，每天的病还是得看。既然日日临证，一旦偶有心得，还是按耐不住，这就又有了《加味逍遥治腰痛》、《火病热治验案举隅》等文。想其该写还是要写，至于能发表不能发表，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真是——
乡村医生不自量，
诊余闲暇爱文章;
焉知论文发表难，
乡医更是没商量。
不顾前尘仍既往，
当为则为君子常;
虽然乡医位卑微，
未敢愧对做医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