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1：
读费维光氏的论文后
作者 长泽元夫
学生 张长清译
由中国学者费维光氏所写论文的第一部分，认为《伤寒论》的三阴三阳不同于《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令人感到甚为惊奇。当前中国的中医药院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不仅都持有两者相同的观点，而且谁也不对上述问题抱有怀疑。这大概是因为传统的训诂学直到现在仍然影响较强的缘故吧！
但在日本，从江户时代（1603年至1866年）中期古方医学著述来看，谁也不怀疑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受到具有可批判性训诂学立场的考证学影响罢了。在日本研究《伤寒论》最早的著作是白水田良的《伤寒论刘氏传》（1772年刊）。在该书中三阴三阳不是指经络而言，而只是指“定其疾病的部位”。其论述是“实热位于皮肉的为太阳病，位于胸膈的为少阳病，位于腹中的为阳明病。”
以上问题，是费氏论文的第一部分。其第二部分为“仲景著作中有较多非仲景文字。”他以实例说明了，既有《内经》学家和阴阳家的文章混入其中，又有后人的注释混入正文。
在日本这样的主张，自江户时代中期（1772 年）以来已成为常识。在《伤寒论刘氏传》中，共有三阴三阳 385 条。其中正文（战国以来，扁鹊、仓公所传）66 条，仲景之言 202 条，后人记述（自王叔和至唐、宋各家）117 条。但这书的正文（原文）的选定，并没有客观的证据，所以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齐静斋的《伤寒论特解》（1791 年）是 120 条，中西深斋的《伤寒论辨证》（1790 年）是 248 条，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1789 年）是 266 条，吉益南涯的《伤寒论章句》（1811 年）是 164 条，古矢知白的《正文伤寒论复圣辨》（1846 年）是 111 条。而其正文在后汉末期不是张仲景所写。白水田良的《伤寒论刘氏传》采用的是战国时代的著作；三谷公器在《解体发蒙》（1813 年）中采用的是《秦始皇扁鹊俞附方》，中西深斋《伤寒论辨证》采用的是《汤液经法》。宇津木昆台在其《古训医传》（1836 年）中采用的是《风寒热十六病方》。多纪元简采用的是《汤液法类差》，合村了庵认为是先秦时代的作品。
这样的见解，至元代吴澄在戴启宗的《活人书辨》的序文中早就写道：“汉末张仲景著述《伤寒论》，予曾感叹东汉之文气不如西都（西安这里指西汉）之好，一个医家之渊奥典雅，焕然而成三代之文。心中一度对此怀疑。及至《序》中观看仲景，自感卑弱殊甚。然后方知，《序》为仲景之自序，《伤寒论》即为古之《汤液论》。想必不是上世（指距仲景为时不久）的遗书吧。仅能说仲景特意编纂，定非为其自撰之言。晋代王叔和重编论次，使录者误将叔和之言，参错其间，对此应格外加以区别。”
费氏问题的第三部分是：“仲景的辨证论治自与后世医家不同。”在《伤寒论》中，没有完全写明辨证论治的过程。若仅以文字所记述的内容为根据，在日本就有随证治疗、方证相对、类证鉴别之区别。如这样来看，后世医家的辨证论治，是否理解《伤寒论》的辨证论治呢？
费氏论述道，在现今使用的《中医内科学》中写有治疗风寒证感冒时，使用 13 味药组成的荆防败毒散。但若从这种证状考虑，应该用 4 味组成的经方麻黄汤治疗。这实在是鲜明的对比。作为现代的中医对于同样的病症，按证候分析，必须用辛温散寒组、解表退热组、活血散风组、宣肺理气组、祛风除湿组，每组的味数2－3味，这样全方共有13味来治疗风寒证感冒。因而为了减少药物的用量，最好找出以五种药组中，有多少同时起作用的药物。后世医家和仲景的差异，就集中在药物选择方法和有无药物配合理论，这两点上了。
在日本，吉益东洞的药物作用，可说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方法，并得到普及。在这一基础上，就构成了所谓药效的方向转换论或与此方向转换论不同的即药物的配合论。在《药征》中，吉益东洞，为了表达药物的效能，而采用“主治……，故能治……又旁治……”的形式，明确了一个主治。但在尾台榕堂的《重校药征》中，则采用“主治……故能治……兼治……”的形式，一边采取效能不是一种的立场，一边在理论上原封不动的接受东洞的思想，给予后世以错误的影响。
在日本药物论中，就存在这样的缺点，诊断病人，也不能自己独立的组配药方，基本上是从《伤寒》、《金匮》的处方中，选择适当的一首便是。这便是古方派的作法，从表面上看即能表现出这一规定的缺点。
然而，在中国，自金元以后，医者原则上是自立药方。在药物学方面依靠所谓本草书的优秀内容。但处方学的贫弱，也构成很大的缺点。
在处方学中重要的内容是药物的配合理论。它不是方向转换论，而应该以药物的共同作用理论作为基本内容。具有这一立场的古典著作是《药对》或《雷公药对》，被记在书中的例子，几乎没起作用。在中国这一领域尚不发达。
但从古代留下来的所谓名方中，就有这方面的精华。这就是说，不仅是二味药的配合，具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三味、四味药配合也是如此。若没有这方面的配合理论，就不能推想13味的药方，改组成4味的药方。
最后我想提出，费氏对于温病学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恐怕是脱离本文主题太远，对此不能再行论述了吧。
（原东京理科大学药学部教授）
《汉方临床》1992年39卷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