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我学习中医的道路上(上)
一、程同志对我的告诫
我自学中医,属于粗而且快。俗云:“秀才改大夫,快刀打豆腐”,当然是医术粗浅。我先学的吴鞠通的《温病条辨》、陈修园的《四十八种》。约有一年后(现在已查明学中医是 1972 年 3 月开始的),本单位山工大的同学名叫叶芳华的，求我给她治感冒。
那时，山东省图书馆管借书的有位姓程的同志，多次看到我借书证上的专业与所借的书不一致。他问我“你想学中医吗?”我说“是”。以后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关于中医上的事，他告诉我很多，如中医病历的写法等。我感到他有很多中医知识。他说：“有高度水平的中医，所在店铺的门面不一定大，也许破旧不堪，这叫做小庙里有大神灵。”后来，他也自我介绍过，说“南京有两位名中医大、小万大夫。就拿小万大夫来说，已经近七十岁的人了。”并说：“我是小万大夫的外甥。”
他又告诉我“学中医别给别人治感冒。感冒一症，里边隐藏着千奇百怪。给人治好了，别人并不稀奇，只不过是微受风寒的小小感冒罢了;治不好，不见好也不见坏的迁延几天倒不要紧，怕的是人死了，那就麻烦了。”当时听着他的说法很对。
可是，我并未听他不治感冒的嘱咐，下决心一定学会治感冒，否则就不叫中医了。先学了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感到施方用药方面，不次于别人。后来，用吴氏的办法，百分之九十五的感冒可以治愈。接着我读了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使我茅塞顿开。但是，从先贤遗训中，知道“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用《伤寒论》的办法是不能治的，必须用《温病条辨》的办法来治温病。直到1988年，我抱着一死的危险用《伤寒论》治愈了我的温病。可惊奇的是本疾原是我每年必发的温病，二年后不仅治愈了本病，而且至今未见复发过。
用《伤寒论》上的药方不加不减，能治各种感冒，即中医书上的伤寒和温病
，成为我对中医的一大贡献。其实不然，我在无意中成了传统中医学家的叛逆，是中医界所不能容纳的。但我只好在中医界外，推广我的经方，因此我编写了一本《经方临床入门》，此书尚待整理。
另外，我有一名学西医的学生，利用暑假到我家跟我学有关中医治疗感冒的方法，当时他正在某医院实习。一次，他告诉我，医院里有一位确认为肠伤寒的患者，经医院治疗，毫无效果。他问我有无办法，我说这是中医难治的病症，你明天先问清他的症状，再说开方子的事。他次日将患者的症状告诉我，我开了一首《伤寒论》上的小方，据说服后很有效果。后来痊愈就出院了。这是医院所不知道的事。中国西医(现代医学)认为肠伤寒，不同于中医的伤寒。以前说过，日本的大塚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三大名医合著的《中医诊疗要览》中认为《伤寒论》是来记述急性热病肠伤寒、或类肠伤寒随证论治的临床措施。可是我国的中医学家，把肠伤寒划归为温病中的湿瘟论治。试问我国中医目前会治肠伤寒的能有几人?这些人不用《伤寒论》上的小方，而非要另辟歧径不可，不知是不懂《伤寒论》还是不知道它能治。他们用“按病组方”的原则，纵然有些经验，能传给子孙吗?能当作财富留给社会吗?我肯定不能。最多只能留下生前“医道高深”的虚名而已。
二、刘梦白老师对我的鼓励
刘梦白老师，次子仰君，生有四个女儿，生病最多的要算这四个女儿。大多我和刘老师谈话告别要走时，方是孩子、大人的看病时间。记得一次，我开方走后，刘老师尚未派人取药，来了一位教中学的朋友。看了桌子上的方子后大惊地问“这是谁开的经方?”刘老师告诉了他，他说：“我就是上海陆渊雷先生的学生。”他对刘老师说“陆先生说，经方能三剂治愈的，时方就得九剂;经方能九剂治愈的，时方可能陷于不治。”记得刘老师说，他们谈了不少关于陆氏的事。最后他提出，要和我见见面。我听后，也极感兴趣。那时，各家自然没有电话，我又没有抓紧，未隔几年，刘老师去世了。问到师母，师母也茫然不知。可惜这个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令我终生遗憾。
一般中医，通过四诊，先开三剂，叫做趟趟路。如果此病和医生想的一致，再服三剂，可能就好了。按照《伤寒论》所规定的证，就可以按证投药。刘老师对我不趟路的做法，当面表扬过几次。关于这一点，他也告诉了很多朋友。
自有人告诉我要学习五年《伤寒论》后，我在省图书馆遍读各家对此书的著述。当读到了上海陆渊雷先生所著《伤寒论今释》，倍感神奇。在我读了陆氏书后，我携此书去拜见了刘老师。
我告诉刘老师，上海陆氏所著《伤寒论今释》，其伟大处就是他不用传统中医的说法，而是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来解释古经方的。他不仅精通《内》、《难》、《伤寒》、《金匮》各经，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精通现代医学(西医)和英文、日文。这需要多大的努力与天才啊。刘老师听后也有些愕然了。我告诉刘老师陆著《伤寒论今释》，治的是患者的证，而不是现代医学的病。只要患者的证同，治法就相同，不管现代医学的病为何名。我当时,并举了一些治愈的例子。
刘老师说:“这书好,以不变应万变。即以不变之方,而应万变之病”。
刘老师阅读了此书的第一卷的开头“太阳之为病……其解释为旧注(指传统中医)以为风寒之邪,由表入里。太阳主皮肤而统营卫,故(太阳)为风寒始病之经。其解释脉浮以下各证,亦从皮肤营卫及太阳经络为说。所言既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证以今日科学知识,尤多错误。夫病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事实也。用麻黄汤、桂枝汤治此病而愈,亦事实也。事实则古、今、中、外无异。”
这里解释一下“古今中外无异”,它是说无论古代人、现代人、中国人、外国人,根据患者无汗还是有汗等症,而分别投以麻黄、桂枝各方,是毫无差异而皆能治愈的。这是用以反对宋代医学家提出的“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他是说用古代人的药方,想治愈今人的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的中国医家都不敢用经方,更不用说外国人了(日本人除外)。
为什么用此方能治愈此病，这将是陆氏所要研究的病理、药理问题。至于“太阳之为病……”如何解释，陆氏和日本人山田正珍二人都认为“太阳、阳明、少阳……，并不是针灸学家的太阳、阳明、少阳……各个经络。从其全书看并未涉及经络，只不过是古医家惯用的符号如甲、乙、丙……而已。
刘老师极赞成陆氏解释的正确。
我告诉刘老师，“书店已无此书。我要在业余时间，把此书抄录下来。”刘老师听后，对我“啊”了一声，眼睛里好像说，你可不要半途而废啊!我自1973年春天至1974年10月抄完了此书与陆氏的《金匮要略今释》。两书共厚50毫米、七十万字。
刘老师暮年，在62岁(1975年)那年，因提水浇花，不慎摔倒，磕伤头部。住了几天医院，终是行动不便，后来必需坐轮椅。记得仰君推着刘老师，到我家(官扎营中街)去了一趟。从我家到刘老师家(高都司巷)，不算远，可也不算近啊!
刘老师在1975年摔伤之后，要我每月去他家一趟。几年过去后，刘老师成了卧床不起了。幸有仰君伺候他翻身等。已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刘老师因前列腺炎动了手术，可能因失血过多，智力明显下降。那时我正在山东建筑学院教书，去刘老师家的次数减少了。
我自 1980 年底调往山东建筑学院，当我头一次进入机械教研室在七、八位老师的面前自我介绍说：“我已经 20 年没有开本了，各方面请老师们多多帮助”。谁知这句开场白，却给我添了不少的麻烦。教研室早就知道，在 1981 年秋季要开建筑机械专业、需讲一年的《机械设计》课程。为了开此课程早作准备，已定了教师，并同意某人去山工大听课，前后共听了两遍。谁知，他在暑假前(1981 年)，忽然提出，此课他开不了。教研室无奈，只好按职称让我开，我也责无旁贷。在春季，我开的是非机械专业的《机械设计基础》课。备新课只有暑假这点时间了。山工大规定：谁开《机械设计》，就给谁留出半年的备课时间，该课难开程度对我来说，就可想而知了，因而去刘老师家就不容易了。
记得是在刘老师去世后，师母和家中人都告诉我，每次服中药刘老师都闭着嘴，只好说：“这是费维光(开)的药。”他方张口服下。听了后，我心里酸酸的。
1982 年阴历二月初二(阳历二月二十五日)刘老师去世的那天，我 10 点下课后，收到慧君大姐送到传达室的一张条子，写的是刘老师正在病危阶段，光叫我的名字。我急速赶到市中心医院。按号码找到慧君大姐，见刘老师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已不能说话。我问他：“你好一点吗?”他微微摇了摇头，我又问：“你还难受吗?”他点点头以表示“是”字。可见刘老师的理智倒很清楚。谁能想到，到了下午两点，刘老师就与世长辞了。由于慧君大姐能给我送一条子，使我和刘老师临终之前见上一面，也算我们师生有“一面之缘”吧!
三、患者与其家属对我的激发
我在何时开始学的中医，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无意中找到一本《新编中医入门》系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的扉页上，记有“1972 年 3 月 2 日始学此书”。又在该书汤头歌诀手抄折子本上，亦有此日“开始学习中医”的记载。这里附带说一句，为了学习日本中医理论与知识，我是 1975 年 1 月 23 日开始学习日语的。学习一个月后，即可借助字典翻译文章。以后翻译了不少科技、中医文献甚至大部头的中医书籍，1975 年 7 月至 1978 年 5 月译出了矢数道明先生的《中医方应用指南》(42 万字)。但学到 1999 年，日语仍属善忘阶段，这是我一生的极大遗憾。
(一)吴在梅之外甥吕峰
1974 年 4 月 15 日初诊，患者吕峰，男，13 岁。其舅父吴在梅工程师为笔者之同事。在诊前吴言：其外甥生下时，脖子上就有一个先天性水瘤。8 个月时做了切除手术，痊愈。不料，到了 9 岁时，此瘤又从脖子上长出，又去医院做了手术。谁知到了 13 岁，即今年，此瘤又从嗓子里长出。曾去医院做过检查，医生还是叫动手术。并说，此处的手术难度很大，不能保证生命安全。又说纵然动了手术，也难说今后此瘤不再发生。当时瘤子发展的情况是，吃东西时，须把脖子一伸方能咽下，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全家为此忧愁不安。吴向患者的全家说，我单位有个费某擅长中医，叫他给看看如何?全家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带来就诊。
患者的皮肤浅黑，瘦弱。诊之，脉、舌、二便皆无异常，惟有明显的胸胁苦满腹证，先与小柴胡汤 5 剂，令其一日一剂。方：
柴胡 18g 半夏 15g 黄芩 10g 党参 10g
甘草 6g 大枣 3 枚切 生姜 6 片
再诊：1974 年 4 月 21 日。服上方 5 剂后，其胸胁苦满已无。余又与半夏厚朴汤，令其一日一剂，连服 10 剂以试之。方：
半夏15g 厚朴10g 茯苓12g 紫苏叶10g 生姜8片
后知服10剂后，患者稍觉轻快。笔者令其舅父捎信不必再来，必须连续服药。后听其舅父言，连服40剂痊愈。在1985年笔者又遇其舅父，问其外甥如何?说是永未再犯，事隔已经11年了。他外甥愈后，全家人甚是喜悦。以后他的妻子、妹妹皆来治过妇科病。
我在只知经方的大致功能，在不会加减的情况下，谁知治愈了这一大难症。在不长的时间内，类此做法，我用人参汤即理中汤治愈了多人的胃寒病，而未用过宋代《和剂局方》的附子理中汤。后来知道我这种做法，是符合日本中医学家用方应该“简单”的要求的。如和田东郭氏说：“用方简者，其术日精;用方繁者，其术日粗。世人动辄以繁为精，以简为粗，哀哉!”
(二)魏洗尘之子
魏洗尘之子，11岁，初诊，于1976年5月20日，由设计院同事刘星岑介绍前来求治。魏言，小儿患肾炎综合症，已有3年，求过济南市的省级、市级各大医院的中医、西医的治疗均不见效。其症状是：肾炎痊愈，即发生全身作痒性皮肤病;皮肤病痊愈，即再次发生肾炎。诊之，脉与舌俱无特异现象。记得日本名家书籍，称此症为皮肤病内攻性肾炎。其治法有二，即当归芍药散与白虎加人参汤。开始与当归芍药散试之。服5剂后，即见轻快。这时魏即告知其中医业师某先生。所谓某先生为济南市讲《伤寒论》的一大权威，颇有名气。某先生自谓他用当归芍药散时，总是减去川芎，不敢使用原方，今颇受启发。
笔者以为此方对症，随加大了剂量，这是出于无知，令服5剂。谁知服后，病情反而恶化。不得已，改用白虎加人参汤。令服5剂，一日一剂。方：
石膏20g 知母10g 党参10g 甘草6g 大米10g(自备)
5剂服后，即知此方有效。令其继续服药，后知服40余剂，而得痊愈。
魏洗尘先生是自学中医，后坐堂于某家药店，认识许多济南市的中医名家。一次，他告诉我只有白虎加人参汤才能治综合肾炎。
以后，多次与魏洗尘先生交谈和他成了朋友。一次他又谈到当时孩子病时，也曾求过王某某老先生诊治，亦未见效。我惊叹魏先生的为人，能广交朋友，熟人众多。听说王老先生因岁数太大，公私合营时，他未出来工作，解放前已是济南的大名医了。当时济南市的老中医皆称他为老师。按我业余学习中医，只不过是学了四、五年，那敢和王老先生相提并论。如果说王老先生中医达到了道高一丈，我则属于地下钻孔深为一丈。我既然偶有所中，细想起来，靠的是以下三点：
1、我是按病选方。所选经方，自己不敢加减一味。王老先生知多识广，当是按病组方，所选纵然是经方，也必须大加大减。
2、我的学习经方，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能治病就行。王老先生研究经方，一定是中国历代名家著作。这些著作，有启迪你思维的一面，使你认识理论的正确性、永恒性;但也有使你思路闭塞的一面，使你盲从终生，而不欲解脱出来。对于当前经方的临床应用来说，日本远远高于中国，正像七十年前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所说，“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东指日本，见《伤寒论今释·序》)。
3、王老先生是全市出名的大儒，一定恪守传统中医对中药的十八反、十九畏的规定。我则以尊重经方的原则为主，用时不管是否有相畏、相反的作用，一律照用不误。我认为十八反、十九畏可能是别派医家的规定如《本草经》。它对《伤寒论》是不验的，但学中医的青年学子，应当知道，由于药物种类的增多，这种相畏、相反的作用，就不只是十八反、十九畏了。加减药方应加注意。
(三)魏胜利一家
这里先说明一下她家调动的概略：她大学毕业后，在1972年调入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工作，同时丈夫闫绥平调入某大学教书，1975年生一女儿，1979年她也调入大学。1988年丈夫去美国留学，1990年魏带女儿，亦去美国。1996年回国探亲，住在其父母家中，离我家不远。
我曾告诉妻子说：“知道我会中医的，只不过二人，一是刘梦白老师，一是魏胜利这个人。”魏胜利开始调到设计院时，第二天即和室内的同志争论起来。她语调高昂，谈吐锋利，不让须眉。隔室即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偶然也记点日记。
在3月15日记有：晚饭后魏胜利约我去她家治病。
1、魏胜利，女，32岁，1977年3月15日初诊。自言数日前患急性剧烈腹痛，经医院各科检查，未发现异常现象。腹痛时肠鸣，似乎遇寒气而重。诊之，因剧烈腹痛，而有肠鸣，属于虚寒性肠蠕动亢进，与附子粳米汤，令服二剂，看看如何。
服后自觉疼痛减轻，令其再服3剂，竟得痊愈。附子粳米汤，方：
炮附子12g 半夏12g 大米12g 大枣3枚切
甘草6g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取药上。当晚我在她家开好药方后，由她的丈夫骑自行车去药店取药。到了经二路纬六路济南药店，一位上了年纪的店员看方子后摇了摇头说：“没有。”
她丈夫听后，回头就要出店。听老头又低声说了一句：“有也不卖给你。”她的丈夫又回来了，问：“为什么?”
“不能吃”。
她丈夫再三问下去，老头被问得烦了，索性说：
“吃了就死。”
她丈夫二十多分钟后就回来了，进门就说：“药店不卖给”。我说：“他们认为方子是犯了十八反，请你再跑一趟。去前，先把方子中的炮附子去掉，将这味写在另一张纸上，买时也到另一家药店去买，回家后，放在一起煎煮就是了。”
我给胜利说明十八反和十九畏的来历，是宋代中医大家李东垣根据《本草经》中有相反、相畏的药性编入《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以后才有十八反和十九畏歌的。这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印行已近百年，为什么李东垣还要把半夏、乌头(附子、天雄为同一植物)编入十八反呢，后人不得而知。如果猜想的话，一是他可能未达到熟读《金匮要略》的程度;一是他认为《本草经》是绝对正确的。在《金匮要略》中有附子粳米汤和赤丸两首药方，方中皆有半夏、乌头。不仅如此，宋代《局方·小建中汤》条下所附“十四味建中汤”中就是附子、半夏同伍的。此处可记的是，当药店老人把我开的方子看成如此可恶时，夫妻二人对我并没有起一点疑心。
2、魏胜利在设计院工作时，闫绥平就劝过她，“一定要把老费会的中医学到手!”但我对她真的诚心教起来，发现她的性格与中医是凿枘不相人的。如叫她背诵《中医入门》的 60 首药方，但她表示这是难为她，是不可能的。但她只从我这里学了点皮毛而已，如感冒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害冷、还是不害冷等等。可她调到山东某大学之后，她与宿舍的左邻、右舍，甚至楼上、楼下的熟人相处，听说谁家有孩子发热，施尽办法，多日热仍不退时，她到发热孩子的家，对其大人说，她的孩子发热时剩下一副退热药，你们要时我回家找找。人家当然答应试试。即到药店买上几副，送给他们一副，孩子服下也就好了。我说：“你真行，宁可赔钱，也舍不得给人家方子。”
3、魏胜利去美国带着女儿，1996 年回国探亲，也顺便到我家看看。我和她谈了些别的后，问她“你的口腔溃疡已经好了吧?”
“没有。”
“你这点小病，以前没有给你治好，是我极大的遗憾。可是没有想到，像美国这样高科技国家，竟无法治愈你这点小病。”我又说“这次一定给您治愈。您有空时和我共同选用一首经方,服上 10 剂,无效再选再服,方子换不过 5 次,就一定会好的。”她再次来时,我们选用了调胃承气汤,令服 10 剂,看看如何。方:芒硝 2g 大黄 2g 甘草 6g
服后竟得痊愈。此方每剂药价 2 角。此时不能不联想到以下两点:
“实证有口臭,便秘等症状者,用此方调整便秘,可使(溃疡)早日轻快。反复发生者,应时时服用,将食毒泻下为宜。”
(1)此方出自中国人的古代祖宗,印在《伤寒论》书上的只有“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中国、日本各家对此方的应用注释为数不少。但我国真用此方的不多。在大塚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三人合著的《中医诊疗要览·儿科》中之溃疡性口内炎对此方的注释有如此看来,古今中外对《伤寒论》的注解好像难懂的文言文一样,三人合著的书中,将此文言文,又创造性地变成了临床上的白话,这真是一大贡献。我们用时也未拘泥于只用于小儿。
(2)我国散布在民间的祖传秘方的功效极好不说,能和现代高科技医学相媲美的,就是现有的部分经方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方能在日本盛行呢?这是通过他们广泛应用的开发,知道经方的通用性(有的辨证容易、有的不用辨证)、高效性、配伍简单性、廉价性。虽然经方是中国祖宗发明的,但自宋、元、明、清以至现代名儒大医,种种言论,像对古代的青铜器制品钟鼎樽彝那样,极赞其配伍精当,而敢不加不减用于临床者,微乎其微。
魏胜利自3月15日找我看病外,我在《日记》中记有:在一个月内共求我三次,即3月26日、4月4日、此外其弟弟、妹妹、外甥、其丈夫的妹妹等多人也来治过病。
(四)李军和他的女儿李想
每月发病一次,发病时自觉胸闷,嘴唇发紫,鼻流清涕。并有头痛,且重时不能仰卧。有时因咳嗽不止,彻夜难眠,其痛苦难以名状。
1993年除夕,李军先生带着他8岁的女儿李想前来求治哮喘。自诉李想3岁时患感冒后,留下了慢性支气管哮喘。在济南市各大型、中型医院,经过中、西医诊治,只能缓解一时,每次在医院治疗需7-10日,皆不能根治。全家为此病不能根治,极为忧虑。因而八方求医,以望根治。诊之，孩子属于虚弱体质，与甘草干姜汤合半夏厚朴汤以试之。令服6剂，看看如何。如有效，可再服6剂。方：
甘草6g 干姜6g 半夏12g 厚朴10g
茯苓12g 紫苏子10g 生姜6片
后听李军先生言，当天诊后，回家即犯哮喘，晚上服一剂，病情即见好转，倍感药方神奇，患者面色红润，以前的痛苦症状，均未出现，全家人大为惊喜，6剂服后，一切病症皆愈。此时依笔者看本该停药，因我当时有言，李军先生又使李想服药6剂。后来李军先生恐怕李想到夏天旧病复发，和我商议“冬病夏治”的办法，我告诉他，李想的哮喘已痊愈，不用再想治疗的办法了。
孩子好了病以后，从未再犯，全家就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一次8岁的李想对其爸爸说：
“我看，费老师最能了!”
李军先生告诉我这句话时，我知道这是“童言无忌”。我们只不过相视而笑罢了。
这使我想起在日本发表的《对伤寒论临床应用的认识》中的一个论点。
为什么现代医学或中医学，都不能根治哮喘，而按病选一经方就能根治，这是当前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现代医学只能查出发病部位、发病原因而却无法根治。最近，来济南市的中医研究院的一位专家在电视上说，哮喘只能用激素治疗。一听这样泄气的话，就知他是不读《伤寒》、《金匮》的。我们的观点是：现在的西医与中医不能用分遣药物的办法来治愈的疾病，而必须用《伤寒》、《金匮》的方法以直达疾病中枢，使之愈后永不再犯。什么是疾病中枢，有待于科学的发展来解释。
1999年12月1日，我因患较大面积的心肌梗塞，病危，自然全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李军先生自他女儿愈后，对我十分友好和尊重，赠送从外地购买回来的书籍，书写用具，印好的名片，并在我的大门上钉上“费维光寓”。这一次又从西安市购得一本书来，说书中如何如何。我大女儿听说，为了不刺激他，你到医院时就别告诉他这件事了。
直到去年(2000年)初春，李军先生说在1999年，看到中国出版物上记一则日本的广播说“中国的中医确实人才众多,就我们所知真懂中医的有二人,一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俞雪如,一是济南联合大学的副教授费维光。”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李军先生说确有此事。事后不免自思,日本说我“真懂”中医,这是他们自己的说法。我国中医书籍,浩若烟海,我确实没有资格担当“真懂”二字。如果说我在运用经方治病上,当时属于全国第一,我是当之于心无愧的。
到了今年5月的一天,妻子看我的身体已好。她说:“到了该交给你的时候了”。说后我得到李军先生在从外地购的那本《日本传统医药学现状与趋势》的书了。打开作记号的64页一看,倒是日本两位专家的对话:
一个说,他文章写的不错。
另一个说,他是自学中医的。
这些和李军先生说的大不一样,可见他对我的希望太大了。我想李军先生可能是在这本书上只看到我们两人,才这样说的。
原载于2001年6月18日《校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