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气血治疗理论及用药特点

　　王氏在医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继承《内经》​、结合解剖学方面的认识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祖国医学中的气血治疗理论作了新的发挥，丰富发展了气血疗法。

　　祖国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到气血治疗的重要性了。《内经》对气血的论述，无论在生理上、病理上、治疗上，都是相当重视的。如《至真要大论》讲:“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声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而“气血正平”才能“长有天命”​。强调治病主要关键之一是调理气血，使其正常。这样才能使人健康长寿。再如《阴阳应象大论》说:“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指出了治疗的重点应在气血。王清任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些学说，通过实地印证并加以总结，作出了新的发挥。他把“气”与“血”看作人体中最重要的两种物质，认为“治病之要决，在明白气血”因为“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在气血二者之间，他更重视“气”的作用。他认为“气”是人体生命之源，人体生命活动，全受“气”的支配。在他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对“元气”的重视。如在《半身不遂本源》中说:“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若元气足，则有力。元气衰，则无力。元气绝，则死矣。​”认为半身不遂之种种见症，全是由于气虚。对于血瘀，他也认为多属气虚所致，如在《论抽风不是风》中说:“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营，血营无气，必停留而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他的治疗法中建立了“气虚宜补”​“血瘀宜行”的基本原则，而补气活血、逐瘀活血遂成为王氏立方选药的根本法则。治血与理气相联,理气与治血相合;对血多活之、养之，对气多·36.行之、补之;拟订了许多气血同治的处方。可说补气、去瘀为王氏大法。尤其补气是王氏所重，综观全部《医林改错》无一专门破气之方，便可明白。实际上，这正是王氏继承《内经》​“血实宜决之，气虚宜制引之”的学说，加以发扬的结果。所以，有人指责王氏“忽视了学术的继承性”,是毫无道理的。

　　王氏的创新之处，前面已散在提及。一是提出了根据不同部位给予针对性治疗的主张，设立了行之有效的示范性方剂，二是将补气疗法与逐瘀疗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气血治疗方法，而在活血逐瘀药中，重用黄芪一味，大补元气，更腐首创，从而赋予他的益气活血法以特异的光彩。

　　“气”用今天的医学观点解释,多指机能而言;“血”​，除作血流解外，也可理解为人体机能赖以活动的物质，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认为，王氏治病抓住了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两种因素。故“补气”一一振奋机能、调节机能;“去瘀”一一排除营养供应之障碍，利于营养物质之补充，可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作者认为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研究王氏的观点、学说、方法、药物，将是有益的。当然，这只不过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附带谈一点，王氏用药是相当精练的。品种不多，解决问题的范围却不小。​《医林改错》共收载33方，涉及药物凡80种，但其中仅用1次者即达46种。使用较多的主要药物，不过10种。按其使用率排列:(1)桃仁;(2)红花;(3)赤芍、黄芪、甘草;(4)当归;(5)川芎;(6)柴胡……即从此点着眼，亦可见王氏立法不外“益气去瘀”4字(补气为益、理气为益、疏气亦为益)。反映着王氏学术 观点。在药物使用中，主次分明，毫不驳杂，许多地方给人以重点突出的感受，很得《伤寒论》用药之要决。如黄芪之用，独创一格，别开生面,量大可达一剂0.25公斤(见黄芪桃红汤)。处方针对性强。药味不多,简要精当，立法清晰，目的分明。仍以黄芪桃红汤为例吧:此方为治产后风而设，药仅三味，芪用0.25公斤，桃仁、红花仅6克、9克，而“补气为主，略辅逐瘀”的立方原则，一目了然。缘产后失血之余，自不应过事攻逐,但气虚无力推动血液畅行,小有郁滞，略事祛逐，亦为必须，故桃仁、红花亦少少用之。如此制方用药，堪资借鉴，近代名医张锡纯就颇受王氏影响。

　　王氏除对药性有精湛的研究外，在药量上，也是十分注意的。他很明白药力必须胜病的原则，但亦决不滥用浪费。他从实践中认识到了质量与数量的关系,所以有“药味要紧，分量更要紧”的结论性体会。这一点，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现在药物需用量甚大，我们应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教导，节约使用。但有些同志，往往开出大包剿的处方，一用几十味，其中可有可无者甚多，可说造成浪费不少。如能精益求精，深思熟虑，在处方用药方面，虚心学习前辈长处，当能使同一数量之药物，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藉以为社会主义祖国多作一份贡献。